第299章 穷人的逆袭
“你说什么！？”卫国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手里的水烟筒上还冒着缕缕白烟，两指还掐着一团烟丝，一时间，他有一种如堕梦中的感觉。
二十万现钞！面前这个瘦小佝偻的小农民，打一辈子的工也未必能攒到这么多钱！凭什么？他凭什么不签？
面对矮小瘦弱的白老实，卫国庆第一次感到一种莫名的挫折感，这是他有生之年未曾试过的。
当年白泥村还是一片沙地，一穷二白的时候，卫国庆是在村里挨家挨户借齐十万块钱开起了第一家钢材加工厂的。当时除了本村的五万元资金，还得向别村借债五万元，村里反对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人直斥卫国庆胡来败家。
卫国庆站起来，慨然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富裕之后，他毫不谦虚地说：“在白泥村这地界上，根本就没有集体的智慧，只有我卫国庆的智慧，没有我卫国庆就没有白泥村的今天！”
厂子成立之初，适逢当时的私企地位极其低下，在国企和政府的夹缝中求生，和国企争夺生产资源，钻政策的空子和政府对着干，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头一遭了。
每一次对抗，卫国庆都能全身而退。
一九八四年，当政府的调查组来白泥村追究加工厂与国营企业争钢材原料的时候，他组织了村民与之抗争。
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在他的带头下，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
还有小伙子也来“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
最终，调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白泥村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回到市里去。
一九九一年，在白老实一案发生的三年前，村里的治保队私设公堂，把一名被怀疑偷了厂里原材料的工人打至重伤。最后人被证实是冤枉的。
卫国庆认为治保队下手虽然重了些，但是是从“保护白泥村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的。靠着手里厚厚的钞票，卫国庆使涉案的大部分人员获得了缓刑轻判，只有俩人服刑。对这俩人，卫国庆在村里表态了，由村里每二十户人为一组，轮流负责这俩个家庭的一切支出和费用，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俩人是为了村里的人去坐牢的。
一九九二年，卫国庆参选省人大代表，结果意外落选。原因是他过于桀骛不驯，太过傲慢自大，得罪了太多的人。
他当即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滨海市里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
孤愤、怨恨、抵触、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交恶显而易见。
这些都是卫国庆曾经引以为耀的资本和战绩，也是他看不起官员和政府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在这位著名的企业老总观念里，随着时代的发展，“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而且“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不过这一次，他对说服白老实却没有一点儿信心。
别说是卫国庆，就连见惯大场面的刘大同和王增明这两位政府大员，也被白老实身上那种坚韧所震撼，许久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从内心来讲，刘大同和王增明对卫国庆并没有多少交情，对这个洗脚上田又迅速暴富的企业家和村支书，他们俩是又爱又恨。既爱他创造的业绩能为政途添光加彩，也爱他贡献的税收；恨的是他狂妄自大，恨他的目中无人。
不过，做官员的最大的一项能耐就是权衡利弊。在目前这个阶段，保住卫国庆显然要比为白老实申冤重要许多。
刘大同回过神来，用一种几近威胁的口气说：“白老实同志，你要知道，你的妻子蔡庆娥目前也是犯罪嫌疑人，而且从证据上来看，她打伤李香梅导致其流产，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难道你想来一个两败俱伤？让你妻子也去蹲监仓？”
白老实摇了摇头，浑浊的眼睛变得无比清澈，说：“领导，我老婆没打伤人，我再说一次，她没打伤人。如果你们硬说她打伤了李香梅，我会再上访，反正我过去一年，鞋子跑破了三双，我也不在乎再跑破几双鞋。就算捡垃圾，我也要捡到京城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告！”
王增明正要说话，白老实没给他机会，决然道：“不谈了，今天我不谈了，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林主任不在，我不谈了。他一天不回来，我一天不会坐下来同你们谈。”
刘大同还想挽留白老实，安抚道：“白老实同志，那你到底要个怎样的结果？”
白老实艰难又骄傲地抬起头，几乎是一字一顿道：“我只要一个公道。”
说罢，转身就出门，头也不回，走了。
扔下一屋子傻愣着的官员和老板们，白老实就这么走了。唯独是徐红，觉得从未有过的热血澎湃，如果不是这些领导在场，几乎要跳起来拍掌喝彩了！
回到自己办公室，徐红忍不住马上拨通了林安然的电话。
此时的林安然和陈港生正开着王勇那里借来的皇冠车，正在赶往太平镇的路上。
听说白老实今天在调解会上面对二十万现钞不动心，让卫国庆和刘大同一众人下不来台，林安然也忍不住叫好。
林安然放下电话，陈港生握着方向盘说：“还真看不出，这白老实原先看起来焉了吧唧的，对着刘市长和卫国庆他们能这么有骨气，二十万都不要！”
林安然看着窗外倒退的树木，说：“白老实都是给逼的，人要到了绝处，这钱就跟手纸没两样。卫国庆说到底也是穷苦人出身，不过就是因为当初穷怕了，所以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有用，认为什么都能用钱解决问题。”
陈港生呵呵一笑，忽然觉得肚子有些饿，便指着前面道：“林主任，咱们到前面吃点东西再走？”
林安然左右看看，说：“这里荒郊野岭的，能找到饭店再说吧。”
话音还没落，前面就看到一个饭店的招牌杵在路边，上面歪歪斜斜几个大字——丰顺饭店。
二十万现钞！面前这个瘦小佝偻的小农民，打一辈子的工也未必能攒到这么多钱！凭什么？他凭什么不签？
面对矮小瘦弱的白老实，卫国庆第一次感到一种莫名的挫折感，这是他有生之年未曾试过的。
当年白泥村还是一片沙地，一穷二白的时候，卫国庆是在村里挨家挨户借齐十万块钱开起了第一家钢材加工厂的。当时除了本村的五万元资金，还得向别村借债五万元，村里反对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人直斥卫国庆胡来败家。
卫国庆站起来，慨然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富裕之后，他毫不谦虚地说：“在白泥村这地界上，根本就没有集体的智慧，只有我卫国庆的智慧，没有我卫国庆就没有白泥村的今天！”
厂子成立之初，适逢当时的私企地位极其低下，在国企和政府的夹缝中求生，和国企争夺生产资源，钻政策的空子和政府对着干，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头一遭了。
每一次对抗，卫国庆都能全身而退。
一九八四年，当政府的调查组来白泥村追究加工厂与国营企业争钢材原料的时候，他组织了村民与之抗争。
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在他的带头下，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
还有小伙子也来“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
最终，调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白泥村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回到市里去。
一九九一年，在白老实一案发生的三年前，村里的治保队私设公堂，把一名被怀疑偷了厂里原材料的工人打至重伤。最后人被证实是冤枉的。
卫国庆认为治保队下手虽然重了些，但是是从“保护白泥村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的。靠着手里厚厚的钞票，卫国庆使涉案的大部分人员获得了缓刑轻判，只有俩人服刑。对这俩人，卫国庆在村里表态了，由村里每二十户人为一组，轮流负责这俩个家庭的一切支出和费用，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俩人是为了村里的人去坐牢的。
一九九二年，卫国庆参选省人大代表，结果意外落选。原因是他过于桀骛不驯，太过傲慢自大，得罪了太多的人。
他当即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滨海市里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
孤愤、怨恨、抵触、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交恶显而易见。
这些都是卫国庆曾经引以为耀的资本和战绩，也是他看不起官员和政府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在这位著名的企业老总观念里，随着时代的发展，“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而且“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不过这一次，他对说服白老实却没有一点儿信心。
别说是卫国庆，就连见惯大场面的刘大同和王增明这两位政府大员，也被白老实身上那种坚韧所震撼，许久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从内心来讲，刘大同和王增明对卫国庆并没有多少交情，对这个洗脚上田又迅速暴富的企业家和村支书，他们俩是又爱又恨。既爱他创造的业绩能为政途添光加彩，也爱他贡献的税收；恨的是他狂妄自大，恨他的目中无人。
不过，做官员的最大的一项能耐就是权衡利弊。在目前这个阶段，保住卫国庆显然要比为白老实申冤重要许多。
刘大同回过神来，用一种几近威胁的口气说：“白老实同志，你要知道，你的妻子蔡庆娥目前也是犯罪嫌疑人，而且从证据上来看，她打伤李香梅导致其流产，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难道你想来一个两败俱伤？让你妻子也去蹲监仓？”
白老实摇了摇头，浑浊的眼睛变得无比清澈，说：“领导，我老婆没打伤人，我再说一次，她没打伤人。如果你们硬说她打伤了李香梅，我会再上访，反正我过去一年，鞋子跑破了三双，我也不在乎再跑破几双鞋。就算捡垃圾，我也要捡到京城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告！”
王增明正要说话，白老实没给他机会，决然道：“不谈了，今天我不谈了，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林主任不在，我不谈了。他一天不回来，我一天不会坐下来同你们谈。”
刘大同还想挽留白老实，安抚道：“白老实同志，那你到底要个怎样的结果？”
白老实艰难又骄傲地抬起头，几乎是一字一顿道：“我只要一个公道。”
说罢，转身就出门，头也不回，走了。
扔下一屋子傻愣着的官员和老板们，白老实就这么走了。唯独是徐红，觉得从未有过的热血澎湃，如果不是这些领导在场，几乎要跳起来拍掌喝彩了！
回到自己办公室，徐红忍不住马上拨通了林安然的电话。
此时的林安然和陈港生正开着王勇那里借来的皇冠车，正在赶往太平镇的路上。
听说白老实今天在调解会上面对二十万现钞不动心，让卫国庆和刘大同一众人下不来台，林安然也忍不住叫好。
林安然放下电话，陈港生握着方向盘说：“还真看不出，这白老实原先看起来焉了吧唧的，对着刘市长和卫国庆他们能这么有骨气，二十万都不要！”
林安然看着窗外倒退的树木，说：“白老实都是给逼的，人要到了绝处，这钱就跟手纸没两样。卫国庆说到底也是穷苦人出身，不过就是因为当初穷怕了，所以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有用，认为什么都能用钱解决问题。”
陈港生呵呵一笑，忽然觉得肚子有些饿，便指着前面道：“林主任，咱们到前面吃点东西再走？”
林安然左右看看，说：“这里荒郊野岭的，能找到饭店再说吧。”
话音还没落，前面就看到一个饭店的招牌杵在路边，上面歪歪斜斜几个大字——丰顺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