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福记秘库
  “福老,这尊冕冠,是晋王李定国生前之物。不知我说的可对?”
  “哦?卢少是如何判定的?”福老没回答,而是先询问。
  “永历帝进滇省,李定国率军东征,先斩杀清朝定南王孔有德,次斩谨亲王尼堪,南明朝廷敕封其为西宁王。不到一年时间,孙可望作乱,李定国回师平定,朝廷改敕为安西王。但安西王这个称号,他也没戴多长时间。”
  “永历十二年,李定国再度率师出征两粤。出征前,永历帝扶马牵缰,亲敕李定国为“晋王”。可惜,在新会战役中,因郑成功的失约,最终兵败。”
  这次兵败,两粤之地,七八十万难民追随,来到今日的大西南及缅北地区——他们也带来大量的明代文物。
  按照明朝礼制,王位有了新的敕封后,旧王冠和王袍,必须回收销毁,但李定国这一次是个例外——出征前受敕封,所以旧王冠根本来不及上缴,等他再回缅甸时,又身逢大败,整个南明朝廷人心惶惶,也就无人有心再追问他的“安西王”王冠一事。
  这顶存世时间很短的“安西王”冕冠,也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不知怎么,流落到福老手中。
  “好!推断的合情合理,难得卢少对南明的历史如此了解。”听完卢灿道明原委,福伯连连鼓掌,大声叫好。
  经过这顶冕冠的鉴定,福老对卢灿的态度,明显更亲近。他亲自陪同卢灿鉴定桁架上的典当品,时不时还就其历史价值,讨论一番。
  福记当铺库存最多的是陶瓷器和金属器。
  瓷器为六百二十九件,朝代以明为主,共有明代瓷器三百一十六件,其中明官窑七十五件,其它是民窑精品。清代瓷器九十五件,官窑出品的有三十三件。
  两宋时期瓷器六十三件,大多数为越窑出品的青瓷,还有一定数量的邢窑出品的白瓷,洪州窑,婺州窑,耀州窑口的瓷器,各有一两件。
  让卢灿有些失望的是,传说的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一件皆无。
  不过,这也是现实。
  汝钧官哥定,这五大名窑瓷器,在宋代已经价比黄金,经历宋末乱世,到明代已经难觅踪迹,何况五百年后,更是难得一见。
  为何最多的是越窑?这与越窑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有关。
  越窑起于东汉,其产品特色就是“青瓷”,以生活瓷为主。繁盛于唐末、五代时期,这期间越窑的“秘色瓷”是中华瓷器的最高工艺代表。可惜随着五代战乱,“秘色瓷”的配方,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到了宋代,越窑已经大不如前。
  越窑从建立到消亡,有着千年的历史,而它的主窑口,一直位于江浙绍兴,因此,称呼它为元代之前南方最重要的窑口,毫不为过。
  至于景德镇嘛,那是元明清三代才开始大兴的制瓷窑口。比历史,越窑甩它几条街。
  因此,在南方,越窑瓷器居多,恰是实情。
  最后还有几件汉唐的瓷器,价值虽然不高,但作为高古瓷,很有研究价值。
  这些瓷器中有断代——元代瓷器官窑瓷器一件都没有。这也与南方文人所发起的“元乃胡人,宁用民窑,不用胡器”的风气,有直接关系。
  元代的民窑瓷器,倒是有十几件,可价值并不算高。
  卢灿粗略核算,这其中大概能抽出一百来件,进入自己的收藏室,以后填充到博物馆。至于其它的嘛,可以送上拍卖会,弄两个“维德拍卖——瓷器专场”。
  决心一定,他很快拿起笔,在瓷器这一栏中,再次画出对钩——打包。
  他顺带着瞄了下一栏——金器一共五百七十七件。
  金器并不是纯金物件,而是泛指金属器件。这里面种类繁多,花样迭出。
  第五桁架和第六桁架,全是金器,其中铜佛和铜菩萨,占比较重,足有两百多件——越是身处苦难中的人,越希望能获得佛祖保佑。
  呵呵,看来自己的“维德拍卖——菩萨专场”的拍品也有了。
  这些铜佛和铜菩萨,很多已经超出中华文化圈的范畴,更接近印度宗教文化——这些菩萨或者佛造像,不仅仅来源于汉人族裔,很多来自缅甸本土。
  这些铜造像,从蒲甘王朝到东吁王朝、到贡榜王朝,三个时期都有。佛造像种类繁多,卢灿对宗教造像,研究不深,他只是检查一遍,是否造假,是否到代。
  其次是各类铜制香炉,合计一百多件,式样繁多,鼎式香炉、鬲式香炉、奁式香炉、鱼耳香炉、三足香炉尽皆有之。
  其中以仿制宣德炉居多,有四十多件。卢灿挑出几个,看了看款识,“琴书侣”“吴邦佐”“大明宣德年制”“玉清堂玩”都有。
  “福老,这里面有正品宣德炉吗?”卢灿放下手中的“玉清堂玩”款识的仿制品问道。
  福老笑容有些涩,“这里没有正品,但有几款还是比较珍贵的。譬如这……”
  他拿起一款宣德炉,款识为“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敬造”说道,“宣德四年,风磨铜用尽,工部敕令吴邦佐,利用现有条件,再造宣德炉。”
  “也就是说,这是宣德六年的官仿品。”
  看似只差两年,而且还是同一位大臣督造,应该没什么差别吧。其实不然,铜炉的材料不同,意味着两者在根本上就有了差别。
  卢灿摇摇头,毕竟不是真品宣德炉。
  “卢少如果想要寻访正品宣德炉,倒是可以去仰光和曼德勒去转转。”见他可惜的模样,福老给了条建议。
  “为什么这么说?”卢灿问道。
  “崇祯帝捐尽宫中铜器以制钱,宣德炉遭受灭顶之灾。但南方那些王公贵族,可能还是有所保存。”
  “南明永历皇帝在位十五年,中间一度看到复明希望。有不少王公贵族,进献很多铜器,以谋权位,也许,这其中有正品宣德炉。”
  “永历帝逃亡曼德勒,被缅王收留。有史书/记载,‘随行辎重十八车’,如果他有宣德炉,必定在这些辎重中。”
  “永历十五年,吴三桂攻入缅甸,新缅王莽白,将其献与吴三桂,随同献上的辎重只有两车。其余的去哪儿了?想必被缅王及将军们吞没。”
  “所以,卢少如果在曼德勒打听,也许会有一些线索。”
  还真是这样。
  卢灿点点头,寻摸着过几天去曼德勒好好转转。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荒唐,堂堂中原五万里,要打听宣德炉的消息,还需要到小小的缅甸来寻访。
  金器中的第三大类,便是商周秦汉的铜器。
  这里的铜器,以巴蜀、渭南、湘南一代的古器最多。
  西南能有大量保存良好的铜器,其实与其墓葬方式有关——岷江上游盛行“石棺葬”,譬如西南地区大石墓文化,就被称为华夏的巨石文化。
  这种巨石墓葬一般地势较高,密封性好,较为干燥,使得很多铜器能被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呃,也就便宜了后代的盗墓贼。
  至于为何流落到缅甸?这里既有走/私贩卖过来的,也有当时人们献给贵族,被他们带来的。即便是福伯,也说不清这些铜器的真正来历。
  这里还有几件酒器,与外面的合计为二十四件。
  青铜食器二十一件,其中青铜豆三件、三足双耳鼎两只、甗(yǎn古代蒸饭器)一套、鬲(lì)器一套;青铜盘三只、铜簋两只……
  虽然不能称之为全套,但已经涵盖高古铜食器中的基本类型。
  青铜礼器三件,都是打击乐器,分别是纽钟、铙和钲(zhēng)。
  此外,还有水器十一件,七件铜盘,两件铜盆,一面铜镜,还有一件珍贵的铜鉴(类似于锅状的盛冰器)
  金器中最后一类,数目最多,也就是金银铜币。
  福老存留了不少币种,其中最珍贵的有四种。
  以卢灿的眼光,首推四枚“西王赏功”金币。南明王朝后期军队的将领,基本来自张献忠的大顺王朝,譬如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等。这支部队的将领,拥有大顺朝“西王赏功”金银币,太正常不过。因此这种金币,流落到缅北,也很正常。
  其次是一枚嘉庆通宝背天下太平金钱。
  这是一枚宫钱(宫中用于赏赐的钱币),正背瘦金体浮刻,保存完好,非常漂亮。估计是哪位南逃缅甸的贵族,祖上曾经获得皇帝赏赐。
  福老与卢灿争执良久,他认为这枚金钱,最贵重。
  呵呵,如果单论品相和造型,这枚金钱要远远超过西王赏功金币,但世事就是这样无常,在后世,西王赏功金币的拍卖价,能甩下嘉庆通宝金钱十倍。
  第三是四枚“永历通宝”大金钱,南明桂王政权的铸币。
  《三藩纪事本末》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永明王神宗孙,避于梧州,于丙戌改元‘永历’,其钱有大小4种。
  这四枚永历通宝大金钱,刚好构成一套,品相完好。
  这套金大钱,还开一派之风——滇派制钱,特点是厚底、拙工、量足、内外廓宽厚。
  永历通宝虽然做工要差点,但它用料足,因此很受西南商家欢迎,以至于这类铜钱,一直到咸丰、同治朝,南方都还有商家在用。
  第四是吴三桂所铸造的“昭武通宝”大金钱。
  吴三桂在衡阳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为维持人心,铸“昭武通宝”。
  昭武通宝在铸造之初,有金银铜三种,仿明铜钱制。此钱书体优美,正面为隶书和篆体两种模式,制作精良,又因为吴三桂同年八月去世,发行量极少,市面罕见。
  除了这四大珍稀金币外,还有一十三枚地方铸造的金币,同样有珍藏价值。
  各色银币与银元六十五枚,铜钱不计其数。
  卢灿也来不及一一观看,快速在金器这一栏上画上对钩。
  福记当铺,还真是有货!
  卢灿的选择是清仓扫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