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院长的手心里全是汗
  我念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坏,虽然高二的时候,出了跟靓仔的那个事,靓仔的教授老爸揍了他一顿,摔了我一胳膊,安排他转学到了另一个学校,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根本不知道靓仔转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的那所大学,靓仔没考上。
  同学们说,靓仔他爸花了一年的时间,不出差,不上课,就在家里教俊仔写作文。第二年,靓仔也考上了,是复旦。靓仔作文写得好,有同学说他现在写书,成了“纵横中文网”的签约作家,名气很大,一年能挣一百万。他的笔名叫什么?他都写了些什么书?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感兴趣。
  靓仔当然不会知道,我到北京上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去做小姐了。
  为什么?
  缺钱?虚荣?无聊?
  好像都有一点点,又好像都不是。
  我爸是个工人,我妈也是个工人。他们都下岗了。他们下岗那年,我才4岁。下岗以后,他们在昆明的青年路上开了个小店卖服装,他们挣了不少钱,我们家不缺钱。
  但他们老不给我钱。
  我就“坐 台”去了。
  自己找着去的。
  一进去,“妈咪”就问我:“大学生,是来玩的,还是来做的?”
  一看就是大学生。
  我的脸“唰”地就红了。
  “妈咪”说:“孩子,我看你就是来挣俩化妆品钱的。你老爸老妈不差钱,就是不给你钱,对不?”
  我傻傻地点头。
  “妈咪”说:“咱这儿,只‘坐’不‘出’的,保证你清清白白地进来,清清白白地出去。你就跟定我,保证不能让你受欺负。坐一个台是二百,我就提你四十,你一晚至少挣一百六。”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早就不是处女,早就不清白了,出不出 台,清不清白,无所谓。
  我弱弱地问一声:“我能坐上么?”
  “妈咪”大笑:“就凭你这小模样,还能坐不上?坐不上,妈咪我每晚倒贴你四十。”
  我说:“那就坐呗。”
  “妈咪”就安排我“侯台”,第一次,连衣服都没换,穿的是我自己的衣服。
  后来才知道,在北京做小姐,是要“买工号”的,就是小姐要交“押金”,买了工号发工作服,有两种,一种是超短裙,不管夏天冬天,小姐坐 台都得穿超短裙。夏天,裙子下边穿薄丝袜或者不穿,冬天,穿厚丝袜;另一种是正规的西服裙,餐厅服务员穿的那种。这些事,“妈咪”都替我做了。也要登记身份证的,妈咪手里有的是身份证,根本用不着我自己的身份证。警察来例行检查的时候,小姐们都换上餐厅服务员那种正规的西服裙。
  “妈咪”不让我穿超短裙,也不让我戴“工号”,她让我穿平常在学校里穿的衣服就好。客人来夜总会,找的就是小姐,可奇怪了,他们又特别喜欢找那种看起来不像小姐的女孩,所以我只要去上班,总能坐上台,有时一天晚上还能坐两个,甚至三个台。
  第一次,客人挺客气,就是唱唱歌,搂搂肩膀什么的。是个胖子,老头。结帐的时候给我三百小费,多给了一百。
  我老老实实把三百块钱交给“妈咪”。
  “妈咪”说:“你这孩子,挺实诚,我抽六十,剩下都是你的。”
  哈哈,二百四十块就这样到手啦!
  “妈咪”对我不坏,所以,我连“出 台”都是瞒着“妈咪”的。记得有一次,我去上班,胡乱抓了一支口红,把嘴唇抹得苍白。“妈咪”心疼地说:“小昆明,你咋把嘴唇弄得跟个死人似的?”
  我说:“那叫病态美。”
  “妈咪”更心疼了,说:“你这孩子,健健康康的,病啥呀病,还美呢你?”
  我笑。
  我从来没想过坐 台还能碰上大学老师。
  而且碰上了的,还就是我们大学的老师。
  “妈咪”领着我们进了包房,是个大包,来的人挺多,看上去都喝高啦。
  我们在“妈咪”的引领下,统一弯腰鞠躬,齐声喊:“先生,晚上好!”
  这就是让他们挑呗。我无所谓。
  我一抬头就看到了他。
  他那个“地方支援中央”的脑袋真的很特别。
  事情有点复杂,下面我还要反复提到他,别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就叫他朱院长吧。对,就叫他“猪”,我就是想骂人。
  我转身就想跑,那时我年轻幼稚,如果不搞出那么大的动静,而是一直乖乖地低着头,他不一定能认出我来。但是我一转身,他就认出我来了。
  我看到他阴阳怪气地笑。
  朱院长没点我,我藏在十多个小姐的后面,没人注意我,其他人也没有点我。
  出了包房的门,我就收拾东西想走。
  “妈咪”很奇怪,问我:“小昆明你是咋的了,怎么一个劲往后躲,这是今天晚上最后一拨客人了,你就抓紧了再坐一台呗。”
  我说:“不坐了不坐了,我回去吧!这帮人,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妈咪”恍然大悟:“怪不得,这帮人相互都叫老师。”
  我说:“妈的,这下我完了,他们回去,准得收拾我。”
  “妈咪”说:“没事,我让‘哈尔滨’去,搞他们一个现行,把证据收好。”
  我心里紧张得要命,却笑得差点岔过气去。
  什么叫“把证据收好”?
  就是哄客人在“ktv”楼上的房间开房,打 炮,然后把套子收好。
  讹诈他!dna,这是铁证。
  “妈咪”也就是说说而已,她从来没给过我朱院长的“铁证”。
  过了几天,在校园里,朱院长遇到我,叫我晚上到他办公室去一下,他特意说了时间,是晚上8点半,怕我听不明白他的威胁,专门又说了一嘴,今天晚上,你那班,就别上了吧。
  我很清楚朱院长想干什么。
  我走到离学校1公里之外的小超市,买了一盒安全套。
  我知道,他不就是抓住了我的“小辫子”,乘机想占我的便宜呗。一个喝了酒到夜总会,搂小姐,把手伸到小姐裙子里边的老男人,他还能干什么?
  我可得把证据收好,有了“证据”,不怕他将来不帮我,有了证据,我这学上不上都无所谓了,反正他得让我毕业。
  沿着办公楼的走廊朝朱院长的办公室走去时,我冷得全身发抖。
  不错,我是穿得很少,我穿了件宽宽大大的白t恤,穿了条短不及膝的牛仔布裙,没穿丝袜,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的凉鞋。那是2010年的北京,9月21日,星期二,再过一天就是中秋节,我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我永远记得那个日子。屋子外面热得树叶子都往下淌汗,可我就是冷,冷极了。
  我背着双肩背的书包,书包上挂着一只毛绒绒的“喜羊羊”。对,我属羊,那只毛绒小羊是我的吉祥物。
  我总是想着书包里那盒安全套,有一会儿,我觉得自己背着满满一书包安全套。
  走廊的天花板很矮,矮得几乎压着我的头;走廊里的灯光很暗,暗得我几乎看不清自己的脚尖。
  那条走廊好长,我怎么也走不到尽头,而他的办公室,明明白白是在走廊尽头的。
  我敲了敲门,门开了,门,原本就是虚掩着的。
  朱院长说进来,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想,做这种事情,他还是有些害怕的吧?这样一样,我反而镇定了许多。
  我又看到了书架,高大的,几乎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书架上全是砖头一样厚的精装书。我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那桌子真大,我感觉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屋子里没有开顶灯,只有办公桌的一盏台灯亮着。
  朱院长穿着雪白的衬衣,打着蓝色的领带,他正伏在大桌子上写什么。台灯光照到他光秃秃的脑门上闪闪发亮,台灯光照到他的金丝边眼镜上,闪闪发亮。
  我抱着两只胳膊,站在门口,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屋子里冷气开得很足,我想松开胳膊,我知道抱着胳膊会给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感,可我的胳膊就是放不下来。
  朱院长抬起头来,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
  然后他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
  然后他准确地说出了我的专业、年级甚至班次。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融化的雪娃娃,我的两只小腿情不自禁地哆嗦,我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娃娃,现在,发条就快要松到尽头,再蹦跶几下,我就不会说话不会动了。
  朱院长站起来,绕过辽阔无边的桌子,走到我身边,他伸出一只手压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关上了房门。
  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反锁房门,而是把门虚掩着。
  这让我感到有些吃惊,他难道不怕突然有人闯进来吗?这毕竟是他的办公室,不是他的家,也不是宾馆的客房。
  朱院长压在我肩上的那只手心里全是汗,像讨厌的鼻涕虫,我想,我的白t恤上一定会留下他黄乎乎的手印,怎么洗也洗不掉。我打算一完事,洗过澡,就把那件t恤给扔进垃圾桶。
  朱院长把我推到沙发前,让我在长沙发坐下,他在侧对着我的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后翘起二郎腿,说:“渴了吧,自己倒杯水喝。”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饮水机旁,从饮水机下面拿出纸杯,接了一杯水,两只手捧着,我的手抖得厉害,水溅了出来,溅到了我的脚背上,我穿的是凉鞋,没有穿袜子,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水打到脚背上的感觉,像谁一不小心流出的泪水。
  我双手捧着水杯走到他的面前,不敢再坐下,隔着茶几,我垂下头。
  “老师……”我弱弱地叫了一声。
  他厉声打断了我:“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