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翻越火焰山的那一天
第七节 看到了翻越火焰山的那一天
他俩又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
罗汉荣对“熊胡子”说：
“那次德山水上会议结束后，戴武孝回常德，我回龙寿，我向直接领导周伯诚汇报了会议精神，他引我见了毛碧云，单独向她传达会议精神。那次，毛碧云是在她家门外会见的我，她比我大8岁，满脸的皱纹，头发稀疏夹白，衣服色彩暗淡，但所表现出的意志非常坚强。”
“熊胡子”说：
“事隔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么细。难得啊！”
罗汉荣说：
“这种为革命患难与共的日子以及每一个细节，我到了马克思那里都不会忘记。”
罗汉荣十分清楚地记得，1939年一年中两次直接聆听帅孟奇宣讲革命道理的情景。
第一次是1939年春节后的一天夜里，他在周伯诚的带领下，走进县城北门外的帅屠户家里，首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帅孟奇大姐。她坐在床上，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平江布半长大衣，留一头短发，戴金丝近视眼镜，脸上刮瘦，开口讲话很有精神。见面她就向罗汉荣询问龙寿县上层人物对抗日的态度。罗汉荣作了汇报。她说：“谁不抗日，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次是1939年8月，帅孟奇选择在毓德铺乡李子芬家举办了一期党训班。因为李子芬担任伪保队副，不会引起反动派的怀疑。当时湖区老百姓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都往山里逃难。龙寿县的地下党员夹在逃难的百姓中，借住在李子芬家里。罗汉荣有幸参加了这期党训班。有两点他印象最深。
一是学习环境好。一栋茅屋，正房三间，偏房两间，坐落在山窝里，屋后有竹山，门前有湖水，洁净明亮，宽敞舒适。
二是学习气氛浓。这次党训班帅孟奇主持，她在开班式上强调：党内不准许有自首分子存在，如果有，坚决清洗出党。凡是被敌人抓捕过，没有搞清楚是否有变节行为之前，不许担负党内职务。她由于身体差，没有讲太多的话。
学员有20多人。罗汉荣在德山水上会议认识的谢勇、小喻也在这里担任教员，专门为学员们授课。大家都有化名。谢勇化名“老大”，小喻化名“老二”，罗汉荣化名“老三”，黄经海化名“老四”，雷耀湘化名“老五”，周彩云化名“秀姐”，全英化名“英姐”。
课堂上小喻讲授《支部工作的纲要》。罗汉荣提出做支部工作要了解情况。小喻说这点很重要，必须加进纲要里头。
“熊胡子”静听罗汉荣对往事的回忆，当听到这里，他插话说：
“我是党训班进行到半路当中才来到毓德铺的。”
罗汉荣说：
“是的。我记得你走进李子芬家的时候，穿的一件烂衣服，裤脚很大，戴顶草帽，像农民的样子。当你把帽子一起，露出谢了顶的脑壳，眉清目秀，还是像个知识分子。担负放哨任务的农民问你是做什么的，你说是做牛生意的。你进门就喊肚子饿，厨师给你端出一盆冷饭，一碗酸腌菜，你弓着腰，呼呼啦啦就吃了。你每次讲课手里都是拿的外文书，照到上面讲解共产国际的知识。学员们很佩服。你还给大家讲摆脱特务的各种方法：盯梢，反盯梢，脱梢。讲如何在精神上对付敌人的用刑，讲如何摆脱特务的跟踪。”
“熊胡子”说：
“学习班上，你除了学习之外，还负责给各党支部送报纸、书刊，其中有《观察日报》、《解放日报》，有毛主席的著作。”
罗汉荣说：
“那些报纸和书刊都是帅孟奇带来的。”
“熊胡子”说：
“党训班结束时开了一个晚会，大家都唱歌跳舞。”
罗汉荣说：
“我觉得自己最土，嗓子不好，害怕出洋相，没有唱歌。”
“熊胡子”说：
“学员中全英年龄最小。老师中小喻的年纪最小。他俩的歌唱得最好。”
罗汉荣说：
“学习快要结束时，来了一个人，上身穿一件很旧很短的浅色衣服，下身穿一条打满补巴的棉布裤子，满嘴的金牙齿，既像农民，也像知识分子。他与学员们逐一单独谈话。轮到与我谈话时，在场的戴武孝介绍说，这是李福生同志。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来接替我的工作，今后他就是龙寿县委新的领导人。”
“熊胡子”说：
“当李福生与大家谈完话之后，他却表示不想留在龙寿县做地下工作。我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不服气，与我顶撞。帅孟奇大姐当即决定，把他送到党领导的园艺场改造。”
罗汉荣说：
“党训班结束后，地下党员回到各自的地方开展工作。龙寿县地下党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又上课，又学技术，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我主要负责伪工会组织，以合法的身份同工人结合，开展工人运动。我还结合时局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以‘楚英’的笔名发表。”
这次两个地下共产党员的清水坝会晤，给了罗汉荣极大的精神鼓励，他从老领导的言谈中，看到了借得芭蕉扇，翻越火焰山的那一天。
……
从1952年到1978年，罗汉荣一直戴着叛徒、反革命的帽子，背负假共产党员的骂名，从社会走进监狱，从监狱回到社会，再从社会走进监狱，又从监狱回到社会，他人生中最宝贵的26年时间，他26年中最主要的精力和智慧，都是为了挣脱叛徒和反革命的帽子，为了除掉假共产党员的骂名。1978年春天，龙寿县委按照党的相关政策，给他恢复了地下党员的身份，任命他担任龙寿县二轻工业局副局长，但工龄仅从1965年算起，月工资36元，加粮价补差一元，共37元，他的工资比其他副局长低了一半。对此，他从没计较过，他觉得能够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有工作，有事做，比起有其他什么都要好。
他俩又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
罗汉荣对“熊胡子”说：
“那次德山水上会议结束后，戴武孝回常德，我回龙寿，我向直接领导周伯诚汇报了会议精神，他引我见了毛碧云，单独向她传达会议精神。那次，毛碧云是在她家门外会见的我，她比我大8岁，满脸的皱纹，头发稀疏夹白，衣服色彩暗淡，但所表现出的意志非常坚强。”
“熊胡子”说：
“事隔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么细。难得啊！”
罗汉荣说：
“这种为革命患难与共的日子以及每一个细节，我到了马克思那里都不会忘记。”
罗汉荣十分清楚地记得，1939年一年中两次直接聆听帅孟奇宣讲革命道理的情景。
第一次是1939年春节后的一天夜里，他在周伯诚的带领下，走进县城北门外的帅屠户家里，首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帅孟奇大姐。她坐在床上，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平江布半长大衣，留一头短发，戴金丝近视眼镜，脸上刮瘦，开口讲话很有精神。见面她就向罗汉荣询问龙寿县上层人物对抗日的态度。罗汉荣作了汇报。她说：“谁不抗日，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次是1939年8月，帅孟奇选择在毓德铺乡李子芬家举办了一期党训班。因为李子芬担任伪保队副，不会引起反动派的怀疑。当时湖区老百姓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都往山里逃难。龙寿县的地下党员夹在逃难的百姓中，借住在李子芬家里。罗汉荣有幸参加了这期党训班。有两点他印象最深。
一是学习环境好。一栋茅屋，正房三间，偏房两间，坐落在山窝里，屋后有竹山，门前有湖水，洁净明亮，宽敞舒适。
二是学习气氛浓。这次党训班帅孟奇主持，她在开班式上强调：党内不准许有自首分子存在，如果有，坚决清洗出党。凡是被敌人抓捕过，没有搞清楚是否有变节行为之前，不许担负党内职务。她由于身体差，没有讲太多的话。
学员有20多人。罗汉荣在德山水上会议认识的谢勇、小喻也在这里担任教员，专门为学员们授课。大家都有化名。谢勇化名“老大”，小喻化名“老二”，罗汉荣化名“老三”，黄经海化名“老四”，雷耀湘化名“老五”，周彩云化名“秀姐”，全英化名“英姐”。
课堂上小喻讲授《支部工作的纲要》。罗汉荣提出做支部工作要了解情况。小喻说这点很重要，必须加进纲要里头。
“熊胡子”静听罗汉荣对往事的回忆，当听到这里，他插话说：
“我是党训班进行到半路当中才来到毓德铺的。”
罗汉荣说：
“是的。我记得你走进李子芬家的时候，穿的一件烂衣服，裤脚很大，戴顶草帽，像农民的样子。当你把帽子一起，露出谢了顶的脑壳，眉清目秀，还是像个知识分子。担负放哨任务的农民问你是做什么的，你说是做牛生意的。你进门就喊肚子饿，厨师给你端出一盆冷饭，一碗酸腌菜，你弓着腰，呼呼啦啦就吃了。你每次讲课手里都是拿的外文书，照到上面讲解共产国际的知识。学员们很佩服。你还给大家讲摆脱特务的各种方法：盯梢，反盯梢，脱梢。讲如何在精神上对付敌人的用刑，讲如何摆脱特务的跟踪。”
“熊胡子”说：
“学习班上，你除了学习之外，还负责给各党支部送报纸、书刊，其中有《观察日报》、《解放日报》，有毛主席的著作。”
罗汉荣说：
“那些报纸和书刊都是帅孟奇带来的。”
“熊胡子”说：
“党训班结束时开了一个晚会，大家都唱歌跳舞。”
罗汉荣说：
“我觉得自己最土，嗓子不好，害怕出洋相，没有唱歌。”
“熊胡子”说：
“学员中全英年龄最小。老师中小喻的年纪最小。他俩的歌唱得最好。”
罗汉荣说：
“学习快要结束时，来了一个人，上身穿一件很旧很短的浅色衣服，下身穿一条打满补巴的棉布裤子，满嘴的金牙齿，既像农民，也像知识分子。他与学员们逐一单独谈话。轮到与我谈话时，在场的戴武孝介绍说，这是李福生同志。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来接替我的工作，今后他就是龙寿县委新的领导人。”
“熊胡子”说：
“当李福生与大家谈完话之后，他却表示不想留在龙寿县做地下工作。我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不服气，与我顶撞。帅孟奇大姐当即决定，把他送到党领导的园艺场改造。”
罗汉荣说：
“党训班结束后，地下党员回到各自的地方开展工作。龙寿县地下党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又上课，又学技术，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我主要负责伪工会组织，以合法的身份同工人结合，开展工人运动。我还结合时局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以‘楚英’的笔名发表。”
这次两个地下共产党员的清水坝会晤，给了罗汉荣极大的精神鼓励，他从老领导的言谈中，看到了借得芭蕉扇，翻越火焰山的那一天。
……
从1952年到1978年，罗汉荣一直戴着叛徒、反革命的帽子，背负假共产党员的骂名，从社会走进监狱，从监狱回到社会，再从社会走进监狱，又从监狱回到社会，他人生中最宝贵的26年时间，他26年中最主要的精力和智慧，都是为了挣脱叛徒和反革命的帽子，为了除掉假共产党员的骂名。1978年春天，龙寿县委按照党的相关政策，给他恢复了地下党员的身份，任命他担任龙寿县二轻工业局副局长，但工龄仅从1965年算起，月工资36元，加粮价补差一元，共37元，他的工资比其他副局长低了一半。对此，他从没计较过，他觉得能够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有工作，有事做，比起有其他什么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