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
第二节 封建
晋初封建之制，及其时之人论封建之语，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晋书·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无分民。若乃大者跨州连郡，小则十有余城，以户口为差降，略封疆之远近，所谓分民，自汉始也。”案古之建国，本为理民，其后此意无存，而徒以封爵为荣禄，则终必至于此而后已。此亦欲藉封建为屏藩者，所以卒无所就也。斯时也，封君之朘取其民，诚不如古代之悉，然邑户粟米，尽归私室，（徐陵食建昌，邑户送米至水次，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仍有损于国计。故度支窘促之时，所以分其下者，亦不能厚。《地理志》又云：“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大兴元年，始制九分食一。”《陈书·世祖高宗后主诸子传》云：“江左自西晋相承，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武帝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惟衡阳王昌，特加殊宠，至五千户，其余大国不过二千户，小国千户而已。”盖为物力所限也。
以无治民之实，故王侯多不居其国，而朝聘之典亦寖荒。《晋书·礼志》云：“魏制藩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已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是其事也。
王侯兼膺方面之寄，似足以举屏藩之实，然西晋已事，徒成乱源；宋武欲以上流处诸子，亦开丧乱之端；其事皆已见前矣。齐世诸王，受祸尤酷，事见第十章第三节。《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明帝遣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子伦时镇琅邪城，有守兵，子伦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执鸩逼之，左右莫敢动者。子伦整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残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举酒谓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差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此盖当时之人，哀杀戮之甚，为此惨楚之辞，非必实录。（如所记，子伦慷慨如此，何待伯茂执鸩逼之？故知《南史》此处，亦兼采两说也。）然时制之极弊，则可想见矣。李延寿论之曰：“齐氏诸王，并幼践方岳，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事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及在齐而弥弊。”然使诸王皆长大能自专，则又成梁世之祸矣。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是时行事、典签，亦有因守正而为诸王所害者。《南史·齐高帝诸子传》：长沙威王晃，为豫州刺史，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晃乃粗人，典签之裁之，未必不合于义。又《梁武帝诸子传》：南康简王绩，子会理，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刘纳每禁之。会理心不平，证以臧货，收送建业。纳叹曰：“我一见天子，使汝等知。”会理令心腹于青草湖杀之，百口俱尽。此则其曲必在会理矣。抑且不必会理所为也。大抵行事尚有正人，典签则多佞幸，故其弊更甚。《江革传》：革为晋安王长史寻阳大守，行江州府事。徙庐陵王长史，大守行事如故。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启事，面陈革惰事好酒，遂见代，可以见其一斑也。
《魏书·官氏志》云：皇始元年，始封五等。天赐元年，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北史·陆俟传》云：初尒朱荣欲循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郡王，寻而诏罢，仍复先爵，则异姓封王之制久废。）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是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延兴二年，五月，诏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贡献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袭。又云：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大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文献通考》云：“元魏时封爵所及尤众。盖自道武兴于代北，凡部落大人与邻境降附者，皆封以五等，令其世袭，或赐以王封。中世以后，不缘功而封者愈多。《程骏传》载献文崩，初迁神主于大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详议，群臣咸以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帝王所贵，山河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闻与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可见当时封爵之滥。然高允在大武时以平凉州勋封汶阳子，至文成时，史言其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第惟草屋，衣惟缊袍，食惟盐菜，恒使诸子采樵自给，则虽有受封之名，而未尝与之食邑。又道武以来，有建业公、丹阳侯、会稽侯、苍梧伯之类，此皆江南土地，可见当时五等之爵，多为虚封。前史虽言魏制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案《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八年，十二月，诏王、公、侯、伯、子、男开国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然若真食五分之一，则不至如高允之贫。且受封丹阳、会稽、等处者，虽五分之一，亦于何取之乎？”案《魏书·地形志》言：“魏自明、庄，寇难纷纠，攻伐既广，启土逾众，王公锡社，一地累封，不可备举，故总以为郡。”一地累封，食禄更于何取给？足证马氏所云之弊，至叔世而愈甚。然《张普惠传》言：普惠为尚书右丞。时诏访冤屈，普惠上书言：“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遗意，仍被旨可。今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然则不给禄者乃汉人如高允之俦，彼其所谓亲戚、勋臣者，固未尝不朘我以生也，亦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矣。
周武帝保定二年，四月，诏曰：“比以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则初亦未能给禄也。三年，九月，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此则以封建之名，去封建之实矣。闵帝元年，正月，诏封李弼为赵国公，赵贵为楚国公，独孤信为卫国公，于谨为燕国公，侯莫陈崇为梁国公，中山公护为晋国公，邑各万户。宣帝大象元年，五月，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潞州上党郡为代国，荆州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一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史论其事曰：“大祖之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藩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据势位，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位，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闻。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虽复地惟叔父，亲则同生，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下国。号为千乘，势侔匹夫。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邑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岂非摧枯拉朽易为力乎？”（《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周势之孤，诚如所论。然使武帝不能去其芒刺，周之乱，又宁俟静帝时乎？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
晋初封建之制，及其时之人论封建之语，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晋书·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无分民。若乃大者跨州连郡，小则十有余城，以户口为差降，略封疆之远近，所谓分民，自汉始也。”案古之建国，本为理民，其后此意无存，而徒以封爵为荣禄，则终必至于此而后已。此亦欲藉封建为屏藩者，所以卒无所就也。斯时也，封君之朘取其民，诚不如古代之悉，然邑户粟米，尽归私室，（徐陵食建昌，邑户送米至水次，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仍有损于国计。故度支窘促之时，所以分其下者，亦不能厚。《地理志》又云：“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大兴元年，始制九分食一。”《陈书·世祖高宗后主诸子传》云：“江左自西晋相承，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武帝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惟衡阳王昌，特加殊宠，至五千户，其余大国不过二千户，小国千户而已。”盖为物力所限也。
以无治民之实，故王侯多不居其国，而朝聘之典亦寖荒。《晋书·礼志》云：“魏制藩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已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是其事也。
王侯兼膺方面之寄，似足以举屏藩之实，然西晋已事，徒成乱源；宋武欲以上流处诸子，亦开丧乱之端；其事皆已见前矣。齐世诸王，受祸尤酷，事见第十章第三节。《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明帝遣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子伦时镇琅邪城，有守兵，子伦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执鸩逼之，左右莫敢动者。子伦整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残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举酒谓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差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此盖当时之人，哀杀戮之甚，为此惨楚之辞，非必实录。（如所记，子伦慷慨如此，何待伯茂执鸩逼之？故知《南史》此处，亦兼采两说也。）然时制之极弊，则可想见矣。李延寿论之曰：“齐氏诸王，并幼践方岳，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事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及在齐而弥弊。”然使诸王皆长大能自专，则又成梁世之祸矣。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是时行事、典签，亦有因守正而为诸王所害者。《南史·齐高帝诸子传》：长沙威王晃，为豫州刺史，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晃乃粗人，典签之裁之，未必不合于义。又《梁武帝诸子传》：南康简王绩，子会理，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刘纳每禁之。会理心不平，证以臧货，收送建业。纳叹曰：“我一见天子，使汝等知。”会理令心腹于青草湖杀之，百口俱尽。此则其曲必在会理矣。抑且不必会理所为也。大抵行事尚有正人，典签则多佞幸，故其弊更甚。《江革传》：革为晋安王长史寻阳大守，行江州府事。徙庐陵王长史，大守行事如故。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启事，面陈革惰事好酒，遂见代，可以见其一斑也。
《魏书·官氏志》云：皇始元年，始封五等。天赐元年，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北史·陆俟传》云：初尒朱荣欲循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郡王，寻而诏罢，仍复先爵，则异姓封王之制久废。）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是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延兴二年，五月，诏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贡献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袭。又云：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大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文献通考》云：“元魏时封爵所及尤众。盖自道武兴于代北，凡部落大人与邻境降附者，皆封以五等，令其世袭，或赐以王封。中世以后，不缘功而封者愈多。《程骏传》载献文崩，初迁神主于大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详议，群臣咸以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帝王所贵，山河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闻与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可见当时封爵之滥。然高允在大武时以平凉州勋封汶阳子，至文成时，史言其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第惟草屋，衣惟缊袍，食惟盐菜，恒使诸子采樵自给，则虽有受封之名，而未尝与之食邑。又道武以来，有建业公、丹阳侯、会稽侯、苍梧伯之类，此皆江南土地，可见当时五等之爵，多为虚封。前史虽言魏制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案《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八年，十二月，诏王、公、侯、伯、子、男开国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然若真食五分之一，则不至如高允之贫。且受封丹阳、会稽、等处者，虽五分之一，亦于何取之乎？”案《魏书·地形志》言：“魏自明、庄，寇难纷纠，攻伐既广，启土逾众，王公锡社，一地累封，不可备举，故总以为郡。”一地累封，食禄更于何取给？足证马氏所云之弊，至叔世而愈甚。然《张普惠传》言：普惠为尚书右丞。时诏访冤屈，普惠上书言：“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遗意，仍被旨可。今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然则不给禄者乃汉人如高允之俦，彼其所谓亲戚、勋臣者，固未尝不朘我以生也，亦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矣。
周武帝保定二年，四月，诏曰：“比以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则初亦未能给禄也。三年，九月，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此则以封建之名，去封建之实矣。闵帝元年，正月，诏封李弼为赵国公，赵贵为楚国公，独孤信为卫国公，于谨为燕国公，侯莫陈崇为梁国公，中山公护为晋国公，邑各万户。宣帝大象元年，五月，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潞州上党郡为代国，荆州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一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史论其事曰：“大祖之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藩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据势位，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位，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闻。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虽复地惟叔父，亲则同生，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下国。号为千乘，势侔匹夫。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邑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岂非摧枯拉朽易为力乎？”（《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周势之孤，诚如所论。然使武帝不能去其芒刺，周之乱，又宁俟静帝时乎？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