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9）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那么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这跟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是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刚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用闷闷的声调说，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师的面搜莫依谢依卡。莫依谢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旧冻得打哆嗦，用犹太话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说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吧。”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请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试试看。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抓住您，送回来的。”
“不错，不错，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用手心擦着脑门，“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调、他那年轻聪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有心对这年轻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想了一想，开口说：
“您问我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顶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没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对任什么人都没有必要的。”
“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铁格，不会再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个时代是早晚要来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说起笑话来了，”他说，眯细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之流的老爷们跟未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不过您放心就是，先生，美好的时代总要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继续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是演戏，不过他也还是很喜欢，“将来，监狱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自然界的规律也仍旧一样。人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将来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头来还是会躺进棺材，钉上钉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10]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就得臆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没有长生不死，伟大的人类智慧早晚也会把它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种幸福。第奥根尼[11]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奥根尼是傻瓜，”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吗跟我提什么第奥根尼，说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满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奔忙……那么，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谈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谈话。至于新人是没有的。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博托夫的年轻医师。”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粗俗吗？”
“对了，他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说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们的大城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回他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看不上眼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万·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形怎么样？人家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了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师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吗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一耸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闻得很！”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招人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从我在此地住下起，这些年来他好像还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能够谈一谈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觉也好，总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头脑聪明、很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就再去看他一趟。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那么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这跟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是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刚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用闷闷的声调说，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师的面搜莫依谢依卡。莫依谢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旧冻得打哆嗦，用犹太话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说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吧。”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请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试试看。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抓住您，送回来的。”
“不错，不错，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用手心擦着脑门，“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调、他那年轻聪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有心对这年轻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想了一想，开口说：
“您问我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顶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没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对任什么人都没有必要的。”
“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铁格，不会再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个时代是早晚要来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说起笑话来了，”他说，眯细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之流的老爷们跟未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不过您放心就是，先生，美好的时代总要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继续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是演戏，不过他也还是很喜欢，“将来，监狱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自然界的规律也仍旧一样。人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将来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头来还是会躺进棺材，钉上钉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10]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就得臆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没有长生不死，伟大的人类智慧早晚也会把它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种幸福。第奥根尼[11]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奥根尼是傻瓜，”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吗跟我提什么第奥根尼，说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满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奔忙……那么，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谈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谈话。至于新人是没有的。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博托夫的年轻医师。”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粗俗吗？”
“对了，他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说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们的大城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回他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看不上眼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万·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形怎么样？人家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了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师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吗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一耸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闻得很！”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招人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从我在此地住下起，这些年来他好像还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能够谈一谈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觉也好，总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头脑聪明、很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就再去看他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