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家梦
我出生在西洞庭湖畔一个名叫何婆桥的清水湾，在交通不发达时代，那是汉寿通向常德的捷径，因而往来的人较多，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就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小饭铺，供过往行人歇脚。曾祖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只做家务，不理财。曾祖父视力极差，且每餐都要喝杯酒，喝了酒，与客人海阔天空，什么事都不管。小饭铺全由我祖母掌管经营，老板是她，服务员、厨师都是她。我祖母的娘家在50里以远的麓角坪，那地方距黄土店很近。她是12岁送童养媳来的，可见没有文化。她全凭记忆掌管小饭铺的账目，每天向我的曾祖父报告一次。她一双小脚，瘦小的个子，从早到黑，忙里忙外。我是睡在祖母怀抱里长大的。我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姐姐小名三妹，我小名四儿。我姐姐上面曾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据说那个姐姐未满月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据说哥哥长得很乖、很聪明，极讨人喜爱，夭折时已满3岁。他的夭折给我一家的打击很大。后来有了三妹姐姐和我，地位自然被抬高，祖母总是前面抱着我，后面背着姐姐。爷爷高大威猛，他是最不安于现状的，先是理发，后做了纤夫和船主，他很顾朋友，但不太顾家。他喜欢每一个孙子，但最喜欢的是我。我的父母忙于种田、捕鱼、摆渡、榨油，保证一家的衣食温饱，很少有精力管教我们。父亲仅上过两年私塾，母亲一字不识，所以对我来说根本谈不上学前教育、理想教育。我5岁那年，成天背着一根竹篙，吆喝着家里喂养的两头或三头猪，下湖滩、湖田啃草。
我长到6岁时，母亲听信算命先生“你儿子是文曲星”下凡，将来会有出息，但15岁以前不好养，命里克水。这可吓坏了父母和祖母。我家三面环水，我出门就与水打交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父母和祖母经过一番商量，便把我送进熊家铺小学发蒙读书。开始，学校说我年纪太小，不收。我父亲是管近200人的生产队长，在当地还有一定的威望，一番说情，学校收下了我。
可笑的事情也就随之发生了。那是1959年9月1日，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发给我的书本仅是印满了字的两页毛边纸。第一天的课上完，课本上被我涂了好几点蓝水，煞是难看。放学时，我对长我3岁、与我同一间教室读二年级的邓德爱同学提议，要想法将课本上的蓝点除掉，立即得到他的赞同，因为他的书本比我的还难看。迄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阳光很好，校园后的竹林泛着油绿，隔开竹林与水田的一条水沟绿波荡漾，沟堤青草茵茵。我俩就坐在堤坡上，想着各种法子除掉书本上的污点，先是嘴吹，后是指甲刮，均无济于事。情急中我想出了绝妙的办法：水洗。水可以洗除衣服上的污点，水也能洗除课本上的污点。邓德爱觉得这办法行。于是我俩就模仿家里大人洗衣服的神态，将两页毛边纸装订成的课本放进碧波荡漾的水沟里，欲一番搓洗。毛边纸的课本下水后，局面十分难堪。如今我都不忍心做过多的描写。那时的我真是太无知，太愚蠢了。我俩赶快将课本提出水，铺在绿草茵茵的沟堤上晾晒，明明都急出了眼泪，还互相安慰：“莫急！太阳大，很快就能晒干。”接下来我俩都不吭声，只把眼睛睁大，盯着课本，恨不能它立刻就干。
太阳渐渐滑到了武陵山尖，课本上的水分是被太阳光吸收了许多，可课本已变得像老太婆的脸，皱巴巴没有了一点朝气。我俩把它翻过来，覆过去，抚了又抚，摸了又摸，希望它彻底干了以后能恢复到原样。就在我发痴的时候，我感到头顶被温柔的手摸了一下。
我抬起泪眼，一张慈祥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我顿时扑进她的怀里大哭起来。母亲是收了工，还不见我回家，就问与我同校就读三年级的姐姐。那时我姐弟俩总是有矛盾，因为我调皮，姐姐要管我，而我又不服管，有时还用拳头威吓姐姐，所以姐姐也就干脆不管我了。当母亲向姐姐追问我的去向时，姐姐当然只能摇头。母亲找到了学校，没有看见我的影子，她就四处寻找。终于发现我和邓德爱在校园背后晒书。这时母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她没有埋怨、责骂，而是一手牵了一个，找到我俩的班主任高老师，边赔不是边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要求高老师给我俩再发一套课本。高老师笑出了眼泪，边笑还边夸奖我俩是爱学习、爱书本的好学生。高老师的美丽笑容，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又领到了新的课本。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都不算好，而且很调皮。读二年级时，有次语文科任老师喊我答问。我一问三不知。邓老师令我上讲台亮相。我不听。邓老师走下讲台，拖我上去。我双手抱住课桌，死活不肯上去。邓老师用力拖我，我用力抱住课桌不放，不凑巧，课桌底外露半截的一颗钉子扎进了我的掌心，痛得要命，我不吭声，更没有流泪。邓老师拿我无可奈何。待邓老师回到讲台，我看看自己的掌心，掉了一块皮，鲜血直流。我咬牙挺住了。我的这些调皮行为，在我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中得到了反映，那个主人公水欣竹就是以我自己为原型。
也是因为我的一次调皮举动，使我的学习成绩和追求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时，从初小到高小，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升学率大概为百分之六十。能否升入高小，我毫无把握，甚至暗暗安慰自己，考不上没关系，回家放牛就是了。结果考试成绩公布，我竟然名列红榜第五名。我升入了小学五年级，班上50多个同学，来自附近的几个初级小学，绝大多数都是新面孔。班主任张理云老师，年纪近40岁。是他驯服了我这只顽皮的“野马”，引导我走上了爱学习，求知识的道路。有天早自习，班上的几位男同学悄悄传看《水浒》连环画，都用梁山好汉的名字为自己封绰号。我说我叫大刀杨雄。有位高我一头的男同学说他叫杨雄，并讥笑我没力气，打不过两个人，要是我能从他胯下钻过，他就把杨雄的冠名权让给我。立刻间我火冒三丈，抓起一块垫课桌腿的有拳头般大的砖头向他砸过去。这当然只是为了表现我的不可战胜而吓唬他，采取打退不如吓退的策略，近似于当今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外交手段。只听“咚”的一声响，砖头砸在了张老师的住房兼办公室的板壁上。这惊动了正在房内批改作业的张老师。他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在讲台上，注视鸦雀无声的教室。他很快查明了事情真相。我作好了罚站、留校、回家挨打、接受学校处分的思想准备。岂料，事情并未像我想像的那样发展。
张老师朝大家做了个手势，用十分平和的口吻说：“请同学们继续学习。”同学们以为听错了，教室里依然一片沉默，又听张老师说道：“时间宝贵，请同学们抓紧自习。”说完，他弯腰捡起那块小砖头，走进他的卧室兼办公室，坐到那张晃晃悠悠的办公桌前，继续批改我们的作业。
我不知张老师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上课时，我不敢抬眼看他，下课了，我尽量躲着他，生怕与他正面相遇。而他，无论课堂上喊我答问，还是课后与我见面，脸上则总是挂着微笑。这越发使我害怕。
我终于熬过了这一天，放学了，我背起书包飞也似的回到家，骑上我的青毛牯，吆喝着奔向碧莲河的河堤上，融入放牧的小伙伴中间，对歌、摔跤、比武，做游戏，将学校里的紧张、烦恼、害怕抛到了九霄云外。天黑了，小伙伴们都吆喝着自己的牛或猪，相继回家了，我则迟迟落在后面，直到青毛牯因孤独而生出恐惧，四蹄乱刨乱抓，我才骑着它回到自家的竹篱小院。
家里的每扇门都已关拢，东西两头的房子很静，堂屋里有说话的声音，门缝里射出微弱的灯光，一丝丝，在禾场里拉得很长。
我将青毛牯牵进牛栏，系好了牛绳，叮嘱它睡下。然后，我走近堂屋门口，抬手准备敲门。我听见堂屋里传出张老师说话的声音，顿时浑身毛骨悚然。我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想逃之夭夭。正当我要提腿时，张老师的话把我留住了。我听见张老师在我父母亲面前夸奖我聪明、能干，舍得吃苦，有个性，有胆量，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他又说我的缺点和优点一样鲜明，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欺负小同学，却处处与大同学斗输赢。张老师交待我的父母亲不要打我骂我，说我的性格是不怕打不怕骂。好好给我讲道理，会收到好的效果。听了张老师的话，我的眼睛湿润了。
张老师开门离去时，我赶紧躲进了牛栏里。等到张老师走远了，家里的堂屋门又关上了，我才从牛栏里走出来。我装着无事一样敲门进屋。父母亲也没有提起张老师家访的事。
第二天，我到学校特别早，自习格外认真，每一门作业都尽力写得端正、工整。放学时，我背起书包正要走，张老师喊住我，递给我几本连环画，说：“你不是很喜欢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吗？这是我给你借来的，你拿去看吧！看完了就还给我。”我骑在牛背上，读完了这一本又一本连环画，小伙伴们在一旁摔跤、比武，我像不知道。天黑了，我放牛回家，我听见离家不远的小茶馆里传来鼓乐声，我知道又有人在那里唱三棒鼓，便草草地填饱了肚子，一头钻进茶馆里，听三棒鼓艺人演唱《水浒》，与以往比较起来，我听得更有滋味。第二天一早放牛时，我把连环画上看的，茶馆里听的，也编成了三棒鼓，演唱给小伙伴们听。接下来的日子里，小伙伴们总是要我唱《水浒》，唱《杨家将》给他们听。我说《水浒》《杨家将》都唱完了，他们就要求我自己编故事给他们听。我就依了他们，胡编乱唱。没想到也得到了小伙伴们的喜爱。
这事不知怎么被张老师知道了，他在班上表扬我有理想、有抱负，长大了是块当作家的料。我虽然脸红，可心里高兴，越加喜爱看书，越加喜爱编三棒鼓了。这一时期，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全面长进，尤其是作文，经常被张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我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改变。张老师推举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接着，学校又任命我担任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连升三级。在全联校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大会上，我被树为少先队标兵，我的事迹也被编成三棒鼓，由几个同学上台演唱，获得热烈掌声。
我像一张鼓满风儿的帆，顺利进入六年级一学期。我做梦也没想到，令我痛心，令我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张老师不知为何被学校开除了。当他挑起行李离去时，学校不许我们送别，我躲进学校竹园大哭了一场，眼睛红了几天。张老师莫名其妙地走了，他对我的鼓励我时刻记在心上，我时刻为之努力。
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初冬的一天，张老师在汉寿县委会找到我，讲了他当年被开除的原因：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尤其偏爱地主子弟，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听了非常气愤：像我这样的贫农子弟，他不也是很偏爱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立即找到县委的主要领导，接下来又找了好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递上张老师的申诉材料。张老师是第一批得到平反昭雪的教师之一。历史终于还了张老师一个清白。这时，他已两鬓斑白，只工作了6个月就办了退休手续，由其儿子顶班。这时的我已在文坛小有名气，创作了长篇小说《春柳湖》，得到老作家贺宜、评论家王华良的肯定与扶植。发表了《湖滨春暖》等数篇散文，报告文学《更比当年雄赳赳》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并获得湖南省首届文艺创作将。是张老师点燃了我的作家梦，我能为他的平反昭雪尽一丝力我感到欣慰，但我更感到难过。张老师如果不蒙受十几年的冤屈，不离开他钟爱的讲台，会有更多的乡村野孩子如我一样在他的指点下朝成名成家的路上走去。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张老师对我的鼓励，刻苦学习，勤奋写作，已发表了600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16本专著，38次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创作奖。我是一级警督，也是国家一级作家。
2003年11月于长沙
我长到6岁时，母亲听信算命先生“你儿子是文曲星”下凡，将来会有出息，但15岁以前不好养，命里克水。这可吓坏了父母和祖母。我家三面环水，我出门就与水打交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父母和祖母经过一番商量，便把我送进熊家铺小学发蒙读书。开始，学校说我年纪太小，不收。我父亲是管近200人的生产队长，在当地还有一定的威望，一番说情，学校收下了我。
可笑的事情也就随之发生了。那是1959年9月1日，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发给我的书本仅是印满了字的两页毛边纸。第一天的课上完，课本上被我涂了好几点蓝水，煞是难看。放学时，我对长我3岁、与我同一间教室读二年级的邓德爱同学提议，要想法将课本上的蓝点除掉，立即得到他的赞同，因为他的书本比我的还难看。迄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阳光很好，校园后的竹林泛着油绿，隔开竹林与水田的一条水沟绿波荡漾，沟堤青草茵茵。我俩就坐在堤坡上，想着各种法子除掉书本上的污点，先是嘴吹，后是指甲刮，均无济于事。情急中我想出了绝妙的办法：水洗。水可以洗除衣服上的污点，水也能洗除课本上的污点。邓德爱觉得这办法行。于是我俩就模仿家里大人洗衣服的神态，将两页毛边纸装订成的课本放进碧波荡漾的水沟里，欲一番搓洗。毛边纸的课本下水后，局面十分难堪。如今我都不忍心做过多的描写。那时的我真是太无知，太愚蠢了。我俩赶快将课本提出水，铺在绿草茵茵的沟堤上晾晒，明明都急出了眼泪，还互相安慰：“莫急！太阳大，很快就能晒干。”接下来我俩都不吭声，只把眼睛睁大，盯着课本，恨不能它立刻就干。
太阳渐渐滑到了武陵山尖，课本上的水分是被太阳光吸收了许多，可课本已变得像老太婆的脸，皱巴巴没有了一点朝气。我俩把它翻过来，覆过去，抚了又抚，摸了又摸，希望它彻底干了以后能恢复到原样。就在我发痴的时候，我感到头顶被温柔的手摸了一下。
我抬起泪眼，一张慈祥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我顿时扑进她的怀里大哭起来。母亲是收了工，还不见我回家，就问与我同校就读三年级的姐姐。那时我姐弟俩总是有矛盾，因为我调皮，姐姐要管我，而我又不服管，有时还用拳头威吓姐姐，所以姐姐也就干脆不管我了。当母亲向姐姐追问我的去向时，姐姐当然只能摇头。母亲找到了学校，没有看见我的影子，她就四处寻找。终于发现我和邓德爱在校园背后晒书。这时母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她没有埋怨、责骂，而是一手牵了一个，找到我俩的班主任高老师，边赔不是边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要求高老师给我俩再发一套课本。高老师笑出了眼泪，边笑还边夸奖我俩是爱学习、爱书本的好学生。高老师的美丽笑容，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又领到了新的课本。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都不算好，而且很调皮。读二年级时，有次语文科任老师喊我答问。我一问三不知。邓老师令我上讲台亮相。我不听。邓老师走下讲台，拖我上去。我双手抱住课桌，死活不肯上去。邓老师用力拖我，我用力抱住课桌不放，不凑巧，课桌底外露半截的一颗钉子扎进了我的掌心，痛得要命，我不吭声，更没有流泪。邓老师拿我无可奈何。待邓老师回到讲台，我看看自己的掌心，掉了一块皮，鲜血直流。我咬牙挺住了。我的这些调皮行为，在我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中得到了反映，那个主人公水欣竹就是以我自己为原型。
也是因为我的一次调皮举动，使我的学习成绩和追求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时，从初小到高小，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升学率大概为百分之六十。能否升入高小，我毫无把握，甚至暗暗安慰自己，考不上没关系，回家放牛就是了。结果考试成绩公布，我竟然名列红榜第五名。我升入了小学五年级，班上50多个同学，来自附近的几个初级小学，绝大多数都是新面孔。班主任张理云老师，年纪近40岁。是他驯服了我这只顽皮的“野马”，引导我走上了爱学习，求知识的道路。有天早自习，班上的几位男同学悄悄传看《水浒》连环画，都用梁山好汉的名字为自己封绰号。我说我叫大刀杨雄。有位高我一头的男同学说他叫杨雄，并讥笑我没力气，打不过两个人，要是我能从他胯下钻过，他就把杨雄的冠名权让给我。立刻间我火冒三丈，抓起一块垫课桌腿的有拳头般大的砖头向他砸过去。这当然只是为了表现我的不可战胜而吓唬他，采取打退不如吓退的策略，近似于当今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外交手段。只听“咚”的一声响，砖头砸在了张老师的住房兼办公室的板壁上。这惊动了正在房内批改作业的张老师。他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在讲台上，注视鸦雀无声的教室。他很快查明了事情真相。我作好了罚站、留校、回家挨打、接受学校处分的思想准备。岂料，事情并未像我想像的那样发展。
张老师朝大家做了个手势，用十分平和的口吻说：“请同学们继续学习。”同学们以为听错了，教室里依然一片沉默，又听张老师说道：“时间宝贵，请同学们抓紧自习。”说完，他弯腰捡起那块小砖头，走进他的卧室兼办公室，坐到那张晃晃悠悠的办公桌前，继续批改我们的作业。
我不知张老师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上课时，我不敢抬眼看他，下课了，我尽量躲着他，生怕与他正面相遇。而他，无论课堂上喊我答问，还是课后与我见面，脸上则总是挂着微笑。这越发使我害怕。
我终于熬过了这一天，放学了，我背起书包飞也似的回到家，骑上我的青毛牯，吆喝着奔向碧莲河的河堤上，融入放牧的小伙伴中间，对歌、摔跤、比武，做游戏，将学校里的紧张、烦恼、害怕抛到了九霄云外。天黑了，小伙伴们都吆喝着自己的牛或猪，相继回家了，我则迟迟落在后面，直到青毛牯因孤独而生出恐惧，四蹄乱刨乱抓，我才骑着它回到自家的竹篱小院。
家里的每扇门都已关拢，东西两头的房子很静，堂屋里有说话的声音，门缝里射出微弱的灯光，一丝丝，在禾场里拉得很长。
我将青毛牯牵进牛栏，系好了牛绳，叮嘱它睡下。然后，我走近堂屋门口，抬手准备敲门。我听见堂屋里传出张老师说话的声音，顿时浑身毛骨悚然。我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想逃之夭夭。正当我要提腿时，张老师的话把我留住了。我听见张老师在我父母亲面前夸奖我聪明、能干，舍得吃苦，有个性，有胆量，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他又说我的缺点和优点一样鲜明，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欺负小同学，却处处与大同学斗输赢。张老师交待我的父母亲不要打我骂我，说我的性格是不怕打不怕骂。好好给我讲道理，会收到好的效果。听了张老师的话，我的眼睛湿润了。
张老师开门离去时，我赶紧躲进了牛栏里。等到张老师走远了，家里的堂屋门又关上了，我才从牛栏里走出来。我装着无事一样敲门进屋。父母亲也没有提起张老师家访的事。
第二天，我到学校特别早，自习格外认真，每一门作业都尽力写得端正、工整。放学时，我背起书包正要走，张老师喊住我，递给我几本连环画，说：“你不是很喜欢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吗？这是我给你借来的，你拿去看吧！看完了就还给我。”我骑在牛背上，读完了这一本又一本连环画，小伙伴们在一旁摔跤、比武，我像不知道。天黑了，我放牛回家，我听见离家不远的小茶馆里传来鼓乐声，我知道又有人在那里唱三棒鼓，便草草地填饱了肚子，一头钻进茶馆里，听三棒鼓艺人演唱《水浒》，与以往比较起来，我听得更有滋味。第二天一早放牛时，我把连环画上看的，茶馆里听的，也编成了三棒鼓，演唱给小伙伴们听。接下来的日子里，小伙伴们总是要我唱《水浒》，唱《杨家将》给他们听。我说《水浒》《杨家将》都唱完了，他们就要求我自己编故事给他们听。我就依了他们，胡编乱唱。没想到也得到了小伙伴们的喜爱。
这事不知怎么被张老师知道了，他在班上表扬我有理想、有抱负，长大了是块当作家的料。我虽然脸红，可心里高兴，越加喜爱看书，越加喜爱编三棒鼓了。这一时期，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全面长进，尤其是作文，经常被张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我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改变。张老师推举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接着，学校又任命我担任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连升三级。在全联校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大会上，我被树为少先队标兵，我的事迹也被编成三棒鼓，由几个同学上台演唱，获得热烈掌声。
我像一张鼓满风儿的帆，顺利进入六年级一学期。我做梦也没想到，令我痛心，令我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张老师不知为何被学校开除了。当他挑起行李离去时，学校不许我们送别，我躲进学校竹园大哭了一场，眼睛红了几天。张老师莫名其妙地走了，他对我的鼓励我时刻记在心上，我时刻为之努力。
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初冬的一天，张老师在汉寿县委会找到我，讲了他当年被开除的原因：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尤其偏爱地主子弟，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听了非常气愤：像我这样的贫农子弟，他不也是很偏爱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立即找到县委的主要领导，接下来又找了好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递上张老师的申诉材料。张老师是第一批得到平反昭雪的教师之一。历史终于还了张老师一个清白。这时，他已两鬓斑白，只工作了6个月就办了退休手续，由其儿子顶班。这时的我已在文坛小有名气，创作了长篇小说《春柳湖》，得到老作家贺宜、评论家王华良的肯定与扶植。发表了《湖滨春暖》等数篇散文，报告文学《更比当年雄赳赳》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并获得湖南省首届文艺创作将。是张老师点燃了我的作家梦，我能为他的平反昭雪尽一丝力我感到欣慰，但我更感到难过。张老师如果不蒙受十几年的冤屈，不离开他钟爱的讲台，会有更多的乡村野孩子如我一样在他的指点下朝成名成家的路上走去。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张老师对我的鼓励，刻苦学习，勤奋写作，已发表了600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16本专著，38次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创作奖。我是一级警督，也是国家一级作家。
2003年11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