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国？运？多？舛
国家历史也是充满转折点的，我们还是简单说说吧。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放大了看也就是国家命运，国家命运微缩了看也就是个人命运。用柏拉图的意象理论来说，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也会在大人物身上发生。
有一本名著叫《影响世界历史的十五场大战》谈到了这些转折点。尽管选取这十五场有些武断，因为谁也不能确定这十五场是不是影响世界最大的战役。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证实重大事件对世界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作用。
米亚斯人和波斯人手拿大弯刀和月形矛，被雅典人打得溃不成军，一路逃到沼泽地，那情形是多么惨烈呀！当亚洲军队突然猛攻欧洲，西方的文明立刻摇摇欲坠，那情形是多么痛心哪！
大约两千三百年后，英国军队在滑铁卢遭遇了法国军队。惠灵顿公爵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切，盼望他能打赢这场仗。当佛朗哥和普鲁士人的战斗打响，这是多么壮丽的历史画卷啊！高压暴力统治曾几何时遇到过这样迅速、疯狂的报复啊！在杜勒伊议会上，拿破仑三世皇后和格哈蒙公爵说服了佛朗哥，勒布欺骗了他，使他重返议会，宣称要为国家的安全而战！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沙贝勒伯爵很坦白地说全国人民热情高涨、积极备战，上上下下同仇敌忾。从历史角度上看，拿破仑三世这场仗打得是对的，可是从道德角度上看，他是错的。最终道德战胜了历史，结果证明他是错的。
我们这里讨论的战役，其历史和道德正误尚有待评说，但它们确实改变了国家命运。希腊人征讨西西里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正如阿诺德博士指出的那样，此举阻碍了希腊人向西方世界扩张的步伐，将本应属于希腊的霸主地位拱手送给了拉丁国家。希腊人应该在东方而不是在西方成就自己的霸主地位。希腊人逃过了锡拉库扎（注：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一城市，位于卡塔尼亚东南偏南，爱奥尼亚海沿岸。公元前八世纪由科林斯殖民者创建，五世纪其国力达到巅峰，但于212年落入罗马人之手）劫难，但由于犯了希腊人粗心大意的通病，在关键的羊河战役中陷落。霍尔海姆先生谈到某战役时说：“如果战争的胜负和历史截然相反，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将发生变化。”
达林勋爵（注：即早年的亨利·布尔沃爵士）在他最近出版的《帕尔默斯顿勋爵传》中认为帕尔默斯顿勋爵能洞察现代政治的转折时刻。赫斯金森先生被惠灵顿公爵逐出了议会。后来菲茨杰拉德先生当选，议会又有空席位留给了克莱尔，奥康奈尔先生也入选议会，天主教派因为获得胜利一片沸腾，第一次改革颁布施行，玉米法案被废除，第二次改革开始实行。这些后来的连锁反应，悄无声息地在英格兰推动了一场彻底革命。但我的概括总结也许还是有点儿过于草率。
哈姆波特称发现美洲也是“一连串不起眼的小事件的精彩结果”，它无疑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华盛顿·欧文公正地说：“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可如果哥伦布拒绝了马丁·阿朗索·平宗的建议继续向西行，可能会行驶到墨西哥湾流里去，也许被湾流带到佛罗里达，带到海特拉海角和弗吉尼亚（注：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是后来美国的州名，海特拉海角是美国的地名）。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哥伦布真的发现了北美洲，后来到那儿定居建立殖民地的也许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而不是信奉清教的英国人了。“我好像有一种灵感，”平宗对海军上将说，“我的心指引我必须向不同的航向行驶。”1513年到1515年，平宗和哥伦布的后裔打了旷日持久、举世闻名的官司，他坚持是他发现了美洲。在法庭上，一个老水手也说到平宗所谓的灵感来自于一群飞翔的鹦鹉。平宗在晚上观察到它们向西南方向飞去，他猜它们一定要到有陆地的树上栖息。这是鸟儿晚上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断定附近肯定有陆地。
《星期六评论报》上有句机智的话说明任何人对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现在这种想法很流行。没人能很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回顾历史，细细品味重大的历史事件，很难说清楚如果有一丁点儿的不同会造成多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很多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战役。如果席米斯托克利（注：527—460，雅典将军及政治家，曾在萨拉米一役指挥舰队作战克敌，后被放逐）打萨拉米战役打输了；如果哈斯鲁巴尔赢得了米陶拉斯战役的胜利（注：西庇阿于公元前210年底登陆西班牙，在经过一连串作战之后，在206年的秋天收复了西班牙。这时，汉尼拔的弟弟哈斯鲁巴尔也穿过了阿尔卑斯山，和汉尼拔南北呼应，罗马当局大为震惊，这时罗马人又恰巧截获了哈斯鲁巴尔与汉尼拔联络打算穿过亚平宁山会师的信差，罗马执政官尼禄用了一个紧急的应变方法，他率着精锐的六千步兵与一千骑兵，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前线，漂亮地在米陶拉斯会战中歼灭了哈斯鲁巴尔）；如果查尔斯·马特（注：法兰克王国东部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曾重新统一法兰克王国。639年法兰克国王死后，朝政仍掌握在宫相手中。714年马特开始夺权，他打败国王和法兰克王国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宫相，征服了纽斯特里亚人。719年他成为全国宫相。724年远征萨克森人以及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地区。732年萨克森人开始威胁高卢，进逼普瓦捷。马特迎战于城郊，击溃入侵之敌。733年马特迫使勃艮第称臣，734年又征服弗里西亚人。735年马特的军威曾远及卢瓦尔、波尔多一带）被撒拉逊（注：穆斯林人，特指十字军东侵时期的穆斯林）打败，他就不会赢得后来欧洲战场的胜利，整个世界历史也就改变了，也就不会涌现出后来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就胎死腹中了。这些历史关键事件经常发生，可不管它们经常发生还是不经常发生，一点儿小小的变化就能改变历史。很多人相信决定性的战役改变了世界历史，但很少费心思去想也许是某些细节问题改变了历史。人们认为拿破仑在滑铁卢和莱比锡（注：德国中部偏东一城市，位于柏林的西南偏南）的失败改变了欧洲历史，事实也许是这样，但并不是在某个战役遭受的致命打击改变了欧洲历史，即便战争的结果截然相反，历史也未必会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相反，打了一场胜仗也许只是最终失败的前奏。撒拉逊和匈牙利人在西进的过程中受阻被认为是欧洲一方的决定性胜利。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说任何肯定的说法都彻底否定了一切可能性。如果他们赢了，他们是否能永远稳坐江山；如果能稳坐江山，他们最后是否会被战败国的人民同化掉呢？涨潮的时候，克努特（注：1016—1035年任英格兰国王、1018—1035年任丹麦国王及1028—1035年任挪威国王，其统治最初残暴，但后来因其睿智和宽容而出名，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人公）拒绝他的朝臣让他下达的无理命令。如果朝臣们动动脑子，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时候劝说他下达指令，也许能行，历史就改变了。很多历史英雄都有克努特的怪癖，只在潮水涨到最高点时才下达指令。很多历史作家说要不是这位伟大的克努特，国家形势就会像失控的潮水，整个国家都会被潮水包围。也许这种比喻不很恰当。因为历史潮水的改变是因为英雄人物在适当时候阻碍了它的潮流。如果机会合适，英雄人物或许会创造光辉时代。
“我们谈了这么多的如果，即便这件事不发生，也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整个以后的历史就会发生改变。我们可以这样牵强地解释任何现象。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说预言者约拿造成了美洲的奴隶制。如果他不说教，尼尼微（注：亚述帝国的一座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摩苏尔城相接。曾为亚述帝国的首都，在当时影响极大且极其兴盛，尤其是在公元前七世纪西拿基立和阿叔巴尼帕统治时期）的人民就不会后悔。如果尼尼微的人民不后悔，它就不会被人攻破。有谁能说清结果会怎样呢？整个帝国的发展史改变了，美国也许到现在仍是森林一片，到现在仍然没有被开发。”
菲利莫尔先生在他的《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史》中说写现代史太难了，而我们又没有希罗多德（注：希腊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主要涉及波斯战争，是最早的叙述体史书），没有修昔底德，没有李维（注：罗马历史学家。他所著的罗马历史共有一百四十二卷组成，现存仅三十五卷），也没有塔西佗（注：古罗官员和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最伟大的著作《历史》和《编年史》记述了从奥古斯都之死（公元14年）到多米西安之死（96年）这期间的史实）。他说如果这些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现在还活着，如果他们看到这些，如果他们很熟悉印度，如果他们很熟悉美国，如果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更多。
在威泰克的《为苏格兰女王玛丽辩护》中，这位奇怪的作者参透了我这本书的精神实质。伊丽莎白女王临死时，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特意让她的儿子待在伦敦，还有两匹快马随时恭候，以便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死讯尽快通知给被关押的玛丽女王。有位历史学家写道：“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否则现在的情况将有多么大的不同啊！玛丽就从囚徒变成女王了，所有人都会为她在狱中的明智之举而鼓掌赞叹的。她可以在图特玻璃、在谢菲尔德、在凯特沃斯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反抗她那位独裁的表姐（注：这里指伊丽莎白女王）。人能轻易地改变历史，历史也能套上成功的光环，尽享繁荣富裕。
“如果玛丽女王能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米尔先生说，“英国的改革也许就失败了”。相信人类思想应该平稳发展的人们不愿意新思想传播得这么快，国家历史仅仅因为一个女人的或早或晚地死去而改变。如果玛丽女王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的话，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现在信仰的是罗马天主教、摩门教（注：一种宗教流派，信奉一夫多妻主义）还是康德思想。
军事作家对汉尼拔（注：迦太基将军，他在公元前218年至216年率大约三万五千人穿越阿尔卑斯山，并且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彻底击溃罗马军队。后来在公元前202年扎马战役中被击败）驻足不前到底有多少被迫的成分怀有疑问。这个疑问也许只有从庞培城（注：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古城，位于那不勒斯东南。建立于公元前六世纪或五世纪早期，直到公元前80年，它一直是古罗马的殖民地，因有许多著名的别墅、庙宇、剧院和浴池而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和度假胜地。公元79年，庞培在维苏威火山的一次喷发中被摧毁。1748年，它难以置信地得以完好保存的废墟被重新发现，而后被大量地挖掘）挖出更多的文字宝藏之后才能揭晓。在当时的那种场合和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汉尼拔在加纳之战后如果迅速向罗马挺进；如果纳瓦拉（注：欧洲西南部的王国，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上）的亨利在伊芙利战后能立刻进攻巴黎；如果斯图亚特王朝的查尔斯王能在攻占德比（注：英国中部的都市）后立刻向伦敦进攻，人类历史的进程也许就会改变。
如果没有宗教指引，历史和科学都将无比沉闷，毫无知性可言。从广义上来看，历史研究有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和沉闷，它就像预言家的苦涩记录一样，悲伤、痛苦、难过。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快乐的，因为历史记载多是悲剧和罪行。历史书上满是同样单调无聊的事件：包围了一个又一个城池，打了一场又一场的仗，缔结了一条又一条的条约。历史是尼尼微纪念碑故事的延续，无数的囚犯一队一队被放逐；历史是新版的福达（注：福达在棕榈树下被罢黜）故事。新版金属硬币上刻画了拱门的样子，流露出悲伤、痛苦、哀伤。如果发生那么一点点的改变，历史就会完全不同。历史不断地累积，历史车轮向前翻滚，我们才能走向一个新的高度，时间越长久，目的越明确。上帝引导人类走过复杂的命运。华莱士先生在达尔文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之前就详细阐述了相关理论。华莱士原来信仰是上帝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指引人类按照确定的方向，朝着确定的目标发展，正如人类指引动物和植物的发展一样”。一切对自然界适用的东西对历史同样适用。由帕斯卡尔提出、坦普尔主教阐述的教育世界的观点是正确的。世界是不断进步的整体，每一辈人都在前辈创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命像落入泥土的雨点，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世上未完成的意愿也将实现，人性破碎的大旗曾经无精打采地低垂，现在又在快乐的彼岸竖起。
世界大战也和历史上其他事件具有相似性。历史哲学家中的精英们发现历史是重复的。有一些军事历史事件和普鲁士入侵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像1793年至1794年和1814年入侵，1794入侵梅斯（注：法国东北部城市）和凡尔登（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梅斯以西的默兹河）。双方打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结果是法国更加一蹶不振。然而，刚打仗的时候，入侵者普鲁士人气焰高涨，锐不可当，可后来日渐萎靡，犹如一盘散沙，再也没有当初的锐气了。历史事件又惊人地复制了。1793年10月13日德国人攻打了维森博格防线，并占领了这个地方，法国将军不得不退守哈格那，失去了大片土地。德国人因此获得了军队和资源优势，法国人面临更糟糕的境地。而在战争的初级阶段，德军磨磨蹭蹭、犹犹豫豫、懒散怠惰，犯了很多愚昧的错误。有一次，盟军甚至离巴黎只有一百五十英里了。法国军队极为沮丧，巴黎一片黯然，巴黎共和党掌权派正准备逃跑。但德军却没有乘胜追击进攻巴黎，到手的结束战斗的伟大战机弄丢了。如果盟军进一步挺进的话，英国也许就不必还法国六亿的公债了。即便是拯救大众委员会虽然冷酷地干了无数刺杀事件，此时也变得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没有放弃对国家的希望。甚至是卑鄙的巴海贺也用激动人心的言语动员大家保卫祖国：“自由是每个公民向往的目标，有些人为它付出勤奋，有些人为它付出财富，有些人为它付出忠告，有些人为它付出武器，而所有人都要为它付出生命。共和国已经是被围困的城池，它的所有疆土都成了军营。”1793年德军在维森博格的作战方略和1870年在维森博格和沃斯的作战方略没什么区别。德军在1793年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传统的历史学家说：“盟军过于怠惰，法军只在大溃退中损失了一千人。如果盟军不是这种作战状态的话，法军可能会丢掉一个军的兵力。盟军的这次胜利打开了共和国的大门，但并没有使盟军获得最终胜利。”当1794年法国反击入侵的时候，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内心反复涤荡着那句格言：“快打！狠打！”现代人不会再纠缠过去的史实了。
当盟军旅途劳顿、萎靡不振的时候，法国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一百二十万人应征入伍，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训练整肃。一批杰出将才很快在法国军队涌现。有个年轻的负责军事工程的军官，击退了入侵的英军，夺回了土伦（注：法国东南一城市，濒临地中海，位于马赛东南以东），他后来成了一代帝国的缔造者。据说有十多个出身低微的士兵都身怀将才。他就是伟大的卡诺，他在危机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一方军队的领袖。“有了卡诺，”拿破仑说，“才打了胜仗。”1793年至1794年间还崛起了另一位帅才冯·摩尔托克，他也是被侵略的法国人。威廉·内皮尔曾说，冯·摩尔托克谴责士兵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贵族统治。“他认为由特权阶层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不可能打败由从底层人民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卡诺和乔米尼一样撰写了很多战争科学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和战争天才沃邦持反对意见。论文是关于围攻问题的。沃邦的观点是守方永远比攻方处于劣势。攻下要塞的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用短时计算。卡诺却认为只要城池坚固，守方与攻方相比势均力敌甚至更胜一筹。他对军事最大的贡献是将土质工事改为石质工事。卡诺无与伦比的数学才华助他成为军事天才。与之相比，盟军顽固不化地沿用陈旧的“位置理论”。法国人遏制了敌人入侵的潮水，开始反攻。由于法军坚固的工事阻止了盟军的进攻，盟军选择了围攻，但这却使法军有时间完成它巨大的军事工事。法军的军事工事举世闻名，凭借超级军事工事，它曾差点儿实现全球最大帝国的梦想。查尔斯大公爵说法国的军事优势来自于周围的一连串要塞，这样它就可以以敌军同样的威力抵挡敌军的入侵，同时为入侵他国提供坚实的基地。德军防御系统的最大弱点就是莱茵河西岸没有这样的防御工事。在后来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扭转。德军组织了有效的防御，穿越了由一连串要塞组成的法国帝国防线，并将要塞据为己有。
1814年入侵法国比1794年至1795年的规模要大得多，但二者有很多历史相似之处。法国因为远征俄罗斯而弹尽人亡，德累斯顿（注：德国中东部城市，位于莱比锡东南偏东河畔）是拿破仑的最后一场胜仗。莱比锡（注：德国中部偏东一城市，位于柏林的西南偏南）一役无情地摧毁了他常胜不败的神话。那时的德国摆脱了专制统治，百废待兴，复苏崛起；整个欧洲都联合起来对付法国。那时政治力量比现在反对法国帝国和王朝的政治力量还具有破坏力。拿破仑一世意气风发地将巴黎和它令人烦恼的阴郁抛在一边，又一次和士兵冲锋陷阵。盟军尽管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仍然不愿意和拿破仑正面交锋。甚至惠灵顿公爵都认为有一个拿破仑就顶由四万人组成的一个军的兵力。巴黎那时还没有席尔〔注：路易斯·阿道尔夫，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是拿破仑三世下台后建立的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871年至1873年）〕先生后来用来反围攻的要塞。当时只有关卡，拿破仑命令用木栅加固，用大炮防御。1814年1月25日，拿破仑到了沙龙，抵御入侵的潮水。他的将军希望有大批卫戍部队保护他，但他冷冷地拒绝了，并说他的计划是如此大胆、如此深刻，足以让士兵鼓起勇气奋力作战。他打的那场仗充满了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和智慧，但胜败已成定局，他不可能扭转败局。盟军大量训练有素的军队最终打败了他。盟军共有三个军的兵力攻打他，还有大量的后备役，总数达到一百万之多。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支撑，盟军是断然不会和拿破仑正面交锋的。尽管布鲁切一战拿破仑被击败，兵力损失不小，但他仍然相信他是天命神授，永远不会打败，甚至交给考兰古和谈全权委托书后又从他的手里抽了回来。他还想着就像当年在意大利平原上一样，在香槟平原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为了求得巴黎政治局势的稳定，他又撒了个弥天大谎，说有他在，巴黎固若金汤。他撒谎的本事是无人能及的。他在第二天早上的《先生》报上发表评论，把事实夸大了五倍。布鲁切赢了洛蒂艾尔一役的胜利，这个粗鲁的普鲁士人立刻急切地用战刀打开了香槟酒的瓶塞，和所有的人痛饮，并预祝“到巴黎再干”！拿破仑不得不向内地撤退，计划把兵力集中起来。他率领士兵急行军，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士气将一个军一个军的入侵者击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赢得了蒙特米瑞尔、南基斯和蒙特路的胜利。他后来高兴地说：“别害怕，朋友们，任何人造的子弹都杀不死我。”布鲁切发现有拿破仑在，想靠近巴黎很难。盟军甚至提出停战，准备接受考兰古以个人名义提出的和谈条件。但拿破仑具有将才却没有帅才，他没能看出他的胜利和皮洛士国王（注：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306年至302年以及公元前297年至272年，不顾自身全军覆没的损失，打败了罗马军队）的胜利是一样的。皮洛士曾感叹：“再打赢一场，我就不能完蛋！”他的胜利不能改变最终失败的命运。拿破仑率领的是一只毫无抵抗能力的欧洲部队，根本无法创造奇迹。他将武器、军旗和成千上万的战俘送往巴黎也是徒劳的，失败终将来临。
席尔和艾莉森的流行著作中以及为军校学生编写的书中都仔细研究过那场伟大战役。读着这些书，我一点一点地想起近期的战争。我从东北部和东部向法国盆地走，巴黎就在盆地的中心地带，马恩河（注：法国东北部一河流，流程约五百二十三公里，大致呈弧形向西北方向流，注入巴黎附近的塞纳河）和塞纳河（注：法国北部的一条河，流程约七百七十二公里，大致向西北注入塞纳湾，哈佛附近的英吉利海峡的入口）流经盆地，形成一个犄角，在巴黎交汇。在马恩河和塞纳河之间是奥布河（注：法国东北部一河流，流程约二百二十五公里，注入特鲁瓦西北偏北处的塞纳河）。就在这几条河之间，拿破仑实现了他作为战略家和军事家的天才。盟军认为从孚日山脉（注：法国东北部一个山脉，延伸约一百九十三公里，与莱茵河平行。山区有圆形或几乎平顶的山峰）到巴黎是战争最艰难的一段。拿破仑打赢了几场仗，好几次他都可以达成条件优厚的和平协议，但他被过高的希望迷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失败了，同时感受到巴黎动荡不安，波旁王朝（注：法国王室家族从路易一世开始）复辟势力又蠢蠢欲动。成功抛弃了他，本来可以撤退到拉昂就行，但现在却不得不撤退到巴黎附近。撤退时，他重新控制了兰斯（注：法国东南部一城市，位于巴黎东北偏东）。这是他最后一个城市，在这里他最后一次回顾战争。他现在感到将大批军队放到前线要塞是巨大的错误，他现在需要大批部队防卫帝国的心脏。没有任何战役比阿希思奥布战役更壮观了。两万法军在一天之内抵御了九万俄军和奥地利军。这也是拿破仑身先士卒打的最后一仗。他需要更多的士兵。他决定从奥布河沿梅斯方向向马恩河进发，期望能和梅斯、卢森堡、提永维尔、福丹以及斯特拉斯堡的卫戍部队会合。他还往回走到圣·迪采尔，停了下来。普佐·德·博顾说服亚历山大皇帝即便拿破仑有可能在背后用十万兵力袭击他，他也应该向巴黎挺进。亚历山大估计向巴黎进军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拿破仑向前线进发，不过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自己弄得像瓮中之鳖。
1814年3月，巴黎人谈话的焦点围绕如何保卫首都抵抗入侵。拿破仑犯了两大错误：一、巴黎没有防御工事；二、巴黎没有枪支弹药。席尔指出：“敌人从塞纳河右岸进攻定会从樊尚（注：法国中北部一城市，位于巴黎以东，它的十四世纪的城堡曾是皇家居住地，后来成为国家监狱）到帕西，经过对巴黎呈半包围之势的高地，从莎朗荡附近的马恩河和塞纳河交汇处到帕西和欧特伊（注：从前的一座位于塞纳河与布伦园林区之间的城镇，现在是巴黎的一部分），经过对巴黎呈包围之势的高地。罗曼维尔是高原，蒙马特尔（注：法国巴黎北部一座小山和一个区，位于右岸地区。）地区是丘陵，这些有利地形都是抵抗入侵的绝佳地形，虽然拿破仑这位爱国皇帝并没有配置攻不可破的要塞。”但我们必须要问：爱国皇帝拿什么来爱国？要塞凭什么坚不可摧？巴黎的一小股部队在蒙马特尔和贝勒维尔英勇战斗（注：席尔在他的《巴黎之战》中写到了这件事）。可当第一颗炸弹在巴黎爆炸，巴黎就投降了。当拿破仑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没什么比这在历史上更悲壮的了。他手里还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如果坚守巴黎，他会解救巴黎的。他会在巴黎重现，让巴黎成为入侵者的坟墓。为政治形势所逼，他的元帅又给他极大的压力，说军队已经无血可流了，他最终不得不同意：“退位也许是现在该做的了。”在签署退位诏告时他仍然说他能打赢盟军。他自我安慰说：“英格兰的确伤害了我，而我也将毒箭射中它的肋骨。我给后辈子孙增加了国家债务，祖国负担不断深重但国民还没被压垮。”正是拿破仑说用毒箭射中英格兰肋骨的那天晚上，他服毒自杀未遂，仰天长叹：“现在连想死都这么难，战死沙场多容易啊！我为什么没在阿希思奥布死了呢？”
我不知道读者们对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的私人看法如何。有些人和阿奇博尔德·艾莉森爵士的观点一样将他奉为伟大的英雄；有些人和麦考利勋爵的观点一样把他当成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恶棍，给法国抹黑，却给英国添彩，是总能制造事端的麻烦机器。“上帝不惜触怒人们褒奖他。”尽管马尔伯勒公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让上帝高兴的事，不过马尔伯勒公爵的一生确实受到的上帝的指引。马尔伯勒公爵早期的生活真够幸运的，好像受“历史上上帝之手”庇佑，才有这样的好运气。
大约1670年法国的独裁势力压迫了基督精神。路易十六是法国自私、残暴、固执的绝对独裁者，一个酒色之徒。邻国畏惧他的侵犯，在公属地区被他的威严吓得胆战心惊。只有一个国家——英格兰——公然与法国对抗，英国要么是孤军对抗法国，要么是领导欧洲盟军和法国打仗。在早期历史上英格兰曾多次在战争中将法国的骑士精神踩在脚下。就在十二年前，英格兰还在护国者狮心王理查一世的领导下重获了古老的威严。但英格兰那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性格脆弱、罪孽深重。他觉得身为法国国王的兄弟性格也这样。他和路易斯一起共同阴谋反对世界民权和宗教自由。1670年二人在多佛（注：英国东南部的港口）达成了一项臭名昭著的秘密条约，查尔斯拱手将英格兰卖给了法国。就为了法国的钱，他成了法国国王的弄臣。还不止这些，法国国王投入到镇压他憎恨已久的荷兰清教的战斗中。还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就是荷兰的主要赞助国，帮助荷兰建立和培养自由和宗教。而查尔斯却要和法国国王一道镇压荷兰的自由和宗教。他和法国缔结条约派兵帮助镇压荷兰。
伦敦宫廷出现了一位富有的士兵叫邱吉尔。他的母系血统高贵，祖上是著名的船长德雷克。他才华横溢，英勇无比，人格魅力超凡。他以前曾在臭名远扬的柯克上校手下干过，把守过非洲要塞丹吉尔（注：摩洛哥北部港口）。英国国王和布拉甘扎王室（注：自1822年至1889年间控制巴西的一个葡萄牙统治者王朝）的凯瑟琳联姻，丹吉尔作为陪嫁成为英国的一部分。邱吉尔后来回到伦敦，大受宫廷欢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髦得合时”。他俘获了所有宫廷美人的芳心，国王最喜欢的情妇卡斯尔曼伯爵夫人爱上了他，给了他一笔钱。查尔斯国王嫉妒他相貌英俊，而他个性随意懒散也极易遭人嫉妒。国王给了他一个连的骑兵让他帮着法国打荷兰，借此把他从宫里赶走。
邱吉尔在法国很受欢迎，人们都叫他“漂亮的英国人”。战争对荷兰来说太残酷了，这些勤劳勇敢的人们最后彻底绝望了。邱吉尔的表现极为出色，可以说简直是太出色了，路易十四国王当着全军的面褒奖了他，并保证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他升官。当时法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帝国，并保持第一帝国的位置很长时间。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联盟，英国出兵帮助法国也说明了这点。然而这些情况后来却对法国产生了可怕的影响。英国军队由于岛国的偏狭僵化，并没有打大仗的经验，但却整个沿用了欧洲大陆军训体系。邱吉尔获得了世界上最好的军事教育。他向著名工程师沃邦学习了工事建筑知识，向著名的将领龚叠、杜海学习战争科学、包围技术、战略战术。后来在很多值得人们记忆的战争中他用所学反过来对付他的老师们。
神祇也许会说为了一己之私，一无是处的国王派英格兰最英勇的天才到世界上最好的军事学校学习可怕的战争技术不是很好吗？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法国人雇佣了英国兵，训练他们最终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不也很棒吗？马尔伯勒从法国将军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又将法军带进失败和耻辱不也挺有意思吗？法国的路易国王亲自想要提拔并许以高位的那个军官——马尔伯——后来成了他的死敌，并用法国的耻辱和失望换得了自己的顶戴花翎不也很有讽刺意味吗？
让时间倒退二十年，我们目睹马尔伯勒最著名的胜利和他多次临危逃生吧，看看那位精神抖擞的上尉是如何晋升为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的。在很多场合、很多战役中，他显示了巨大的军事天才。在英格兰内战和低地国家（注：欧洲西北部的地区，包括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战斗中，他无不才华毕现。欧洲国家组成了大同盟军打击了路易皇帝的嚣张气焰，马尔伯勒公爵出任大同盟军的总司令。战争第一枪打响后，接着一年内打了一些胜仗，像布伦海姆（注：德国巴伐利亚西部的村庄）、拉米利、伍登纳德、马尔普拉开之役等。尽管这些战争并不显著出名，但马尔伯勒公爵个人却是战功卓著。他占领了一些重要地区，尤其是占领了利雷。战役结束后，双方的一切仇视都因冬天来临而暂时放到一边，士兵们也进入冬季营地暂时休整。
马尔伯勒公爵从弗兰德斯出发去海格，他的连队里还有一些荷兰特派员。他决定一半沿默兹河（注：西欧的一条河流，长九百零一公里，源自法国东北部，流经比利时南部，在荷兰东南部注入北海）走水路，一半上岸走陆路。默兹河是莱茵河的一条支流，保有母亲河的美丽。尽管陆地和河流都披上了冬天的盛装，但船只仍可以在河中航行，两岸的美丽景色至今使游客流连忘返。周遭的一切平静安逸，根本不像一场欧洲大战正在上演。具有多重性格的马尔伯勒公爵一定很喜欢这平静祥和的景色。也许他期望着他的天才和野心能有广阔天地可以尽情施展，他为打了胜仗而欢欣不已，期待着、计划着将来的胜利。
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那他的想法一定会被粗暴地打断。一群掠夺成性、喜欢冒险的法国人正胆大妄为地入侵默兹河。他们看到了马尔伯勒公爵乘坐的那条船，单从大小和装备来看绝不是一般的船。法国人看准并利用了机会，攻打那条船，船上的乘客和船员寡不敌众，全体投降，船被俘获，所有人都成了囚犯。
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盟军的大元帅——竟成了法国人的阶下囚，这无疑是奇耻大辱。伟大的军事首领不是在战场上光荣战败被俘的，而被一群小毛贼给抓住的，这可真够丢脸的。他可不能再在战场上兴风作浪了。当其他人都在冲锋陷阵，他也许会被关在坚固的堡垒里像个可鄙的囚犯一样度过余生。
法国人用一种凌厉的商人气势处理战利品，洗劫了整条船值钱的东西。让他们满意的是，战利品特别丰厚，有昂贵的盘子、毛茸茸的皮草和家具罩、一大堆钱和漂亮的衣服。搜完以后，他们才去检查俘虏。里面肯定有当官的，值得一抓。他们要是知道的话，有个俘虏值得上一船的金子，甚至是十船的金子。哎呀，如果法国国王有预知能力的话，如果那群抢东西的小分队队长能把马尔伯勒公爵抓回来的话，国王一定会让队长坐帝国的第三把交椅的。如果事情是这么发展的话，战争的命运和欧洲的历史一定会改写的。
法国人长得膀大腰圆、虎背熊腰，但脑子不够灵光，不过也能看出来周围的囚犯好像都特别关注马尔伯勒公爵，尽管他的真实军衔未被揭露。马尔伯勒公爵英勇无比，但面临这样的危险和恐惧也会不寒而栗。就在危急时刻，有个仆人悄悄地走到他身后，往他手里丢了一张字条。
他脑子反应很快，没有暴露这件事，找了个机会匆匆地扫了一眼纸条。
是一张很多年以前他自己的老护照，那时他只是邱吉尔将军。
轮到该检查他了。他出示了护照，上面没有马尔伯勒公爵的字样。否则，法国人会欢呼雀跃立刻把他抓起来。但他们太无知了。尽管马尔伯勒公爵的名字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从前的名字——邱吉尔。对于他们来说，护照仅仅是证实令人尊敬的身份的证件而已。
俘虏可怎么办呢？法国人讨论了一会儿。也许他们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阴暗的想法把俘虏都杀掉。古代战争都是这么干的。感谢基督精神在最残酷的战争中减轻了战争的残酷性。把俘虏带到法国去？路上会很难办。把俘虏和战利品都带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会惊醒附近的人，那么两样不能都拿走。不管怎么说，战利品已经够丰厚的了。最后他们决定不伤害俘虏，让他们继续走自己的路。
看着法国人渐渐远去的背影，马尔伯勒公爵长舒了一口气。他及时到达了海格。人们热烈地欢迎了他。当人们知道他死里逃生、意外脱险更加欢腾了。他后来又赢得了很多胜利，这些胜利使他成为英格兰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前获得的胜利已经微不足道了。他的名字让敌人闻风丧胆，连法国保姆哄孩子睡觉都骗孩子再不睡马尔伯勒就来了。拿破仑说他是现代史上第一位将军，当他开始攻打俄罗斯时，他仰天长啸：“马尔伯勒公爵上战场了！”一位著名的上尉回忆道。
席勒毫不犹豫地指出，只要上帝出手干预，人生就会出现转折点。在人生的危机时刻尤其如此，使人的情感和感情发生根本转变。但寒光烁烁的道德评判利剑不但指向个人，而且指向所有国家和时代，使他们不会犯错，摆脱对宗教的不信仰，将他们重新引领回真理。最后，它还可能指向整个世界和所有人类。
国家历史也是充满转折点的，我们还是简单说说吧。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放大了看也就是国家命运，国家命运微缩了看也就是个人命运。用柏拉图的意象理论来说，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也会在大人物身上发生。
有一本名著叫《影响世界历史的十五场大战》谈到了这些转折点。尽管选取这十五场有些武断，因为谁也不能确定这十五场是不是影响世界最大的战役。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证实重大事件对世界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作用。
米亚斯人和波斯人手拿大弯刀和月形矛，被雅典人打得溃不成军，一路逃到沼泽地，那情形是多么惨烈呀！当亚洲军队突然猛攻欧洲，西方的文明立刻摇摇欲坠，那情形是多么痛心哪！
大约两千三百年后，英国军队在滑铁卢遭遇了法国军队。惠灵顿公爵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切，盼望他能打赢这场仗。当佛朗哥和普鲁士人的战斗打响，这是多么壮丽的历史画卷啊！高压暴力统治曾几何时遇到过这样迅速、疯狂的报复啊！在杜勒伊议会上，拿破仑三世皇后和格哈蒙公爵说服了佛朗哥，勒布欺骗了他，使他重返议会，宣称要为国家的安全而战！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沙贝勒伯爵很坦白地说全国人民热情高涨、积极备战，上上下下同仇敌忾。从历史角度上看，拿破仑三世这场仗打得是对的，可是从道德角度上看，他是错的。最终道德战胜了历史，结果证明他是错的。
我们这里讨论的战役，其历史和道德正误尚有待评说，但它们确实改变了国家命运。希腊人征讨西西里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正如阿诺德博士指出的那样，此举阻碍了希腊人向西方世界扩张的步伐，将本应属于希腊的霸主地位拱手送给了拉丁国家。希腊人应该在东方而不是在西方成就自己的霸主地位。希腊人逃过了锡拉库扎（注：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一城市，位于卡塔尼亚东南偏南，爱奥尼亚海沿岸。公元前八世纪由科林斯殖民者创建，五世纪其国力达到巅峰，但于212年落入罗马人之手）劫难，但由于犯了希腊人粗心大意的通病，在关键的羊河战役中陷落。霍尔海姆先生谈到某战役时说：“如果战争的胜负和历史截然相反，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将发生变化。”
达林勋爵（注：即早年的亨利·布尔沃爵士）在他最近出版的《帕尔默斯顿勋爵传》中认为帕尔默斯顿勋爵能洞察现代政治的转折时刻。赫斯金森先生被惠灵顿公爵逐出了议会。后来菲茨杰拉德先生当选，议会又有空席位留给了克莱尔，奥康奈尔先生也入选议会，天主教派因为获得胜利一片沸腾，第一次改革颁布施行，玉米法案被废除，第二次改革开始实行。这些后来的连锁反应，悄无声息地在英格兰推动了一场彻底革命。但我的概括总结也许还是有点儿过于草率。
哈姆波特称发现美洲也是“一连串不起眼的小事件的精彩结果”，它无疑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华盛顿·欧文公正地说：“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可如果哥伦布拒绝了马丁·阿朗索·平宗的建议继续向西行，可能会行驶到墨西哥湾流里去，也许被湾流带到佛罗里达，带到海特拉海角和弗吉尼亚（注：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是后来美国的州名，海特拉海角是美国的地名）。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哥伦布真的发现了北美洲，后来到那儿定居建立殖民地的也许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而不是信奉清教的英国人了。“我好像有一种灵感，”平宗对海军上将说，“我的心指引我必须向不同的航向行驶。”1513年到1515年，平宗和哥伦布的后裔打了旷日持久、举世闻名的官司，他坚持是他发现了美洲。在法庭上，一个老水手也说到平宗所谓的灵感来自于一群飞翔的鹦鹉。平宗在晚上观察到它们向西南方向飞去，他猜它们一定要到有陆地的树上栖息。这是鸟儿晚上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断定附近肯定有陆地。
《星期六评论报》上有句机智的话说明任何人对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现在这种想法很流行。没人能很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回顾历史，细细品味重大的历史事件，很难说清楚如果有一丁点儿的不同会造成多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很多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战役。如果席米斯托克利（注：527—460，雅典将军及政治家，曾在萨拉米一役指挥舰队作战克敌，后被放逐）打萨拉米战役打输了；如果哈斯鲁巴尔赢得了米陶拉斯战役的胜利（注：西庇阿于公元前210年底登陆西班牙，在经过一连串作战之后，在206年的秋天收复了西班牙。这时，汉尼拔的弟弟哈斯鲁巴尔也穿过了阿尔卑斯山，和汉尼拔南北呼应，罗马当局大为震惊，这时罗马人又恰巧截获了哈斯鲁巴尔与汉尼拔联络打算穿过亚平宁山会师的信差，罗马执政官尼禄用了一个紧急的应变方法，他率着精锐的六千步兵与一千骑兵，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前线，漂亮地在米陶拉斯会战中歼灭了哈斯鲁巴尔）；如果查尔斯·马特（注：法兰克王国东部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曾重新统一法兰克王国。639年法兰克国王死后，朝政仍掌握在宫相手中。714年马特开始夺权，他打败国王和法兰克王国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宫相，征服了纽斯特里亚人。719年他成为全国宫相。724年远征萨克森人以及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地区。732年萨克森人开始威胁高卢，进逼普瓦捷。马特迎战于城郊，击溃入侵之敌。733年马特迫使勃艮第称臣，734年又征服弗里西亚人。735年马特的军威曾远及卢瓦尔、波尔多一带）被撒拉逊（注：穆斯林人，特指十字军东侵时期的穆斯林）打败，他就不会赢得后来欧洲战场的胜利，整个世界历史也就改变了，也就不会涌现出后来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就胎死腹中了。这些历史关键事件经常发生，可不管它们经常发生还是不经常发生，一点儿小小的变化就能改变历史。很多人相信决定性的战役改变了世界历史，但很少费心思去想也许是某些细节问题改变了历史。人们认为拿破仑在滑铁卢和莱比锡（注：德国中部偏东一城市，位于柏林的西南偏南）的失败改变了欧洲历史，事实也许是这样，但并不是在某个战役遭受的致命打击改变了欧洲历史，即便战争的结果截然相反，历史也未必会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相反，打了一场胜仗也许只是最终失败的前奏。撒拉逊和匈牙利人在西进的过程中受阻被认为是欧洲一方的决定性胜利。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说任何肯定的说法都彻底否定了一切可能性。如果他们赢了，他们是否能永远稳坐江山；如果能稳坐江山，他们最后是否会被战败国的人民同化掉呢？涨潮的时候，克努特（注：1016—1035年任英格兰国王、1018—1035年任丹麦国王及1028—1035年任挪威国王，其统治最初残暴，但后来因其睿智和宽容而出名，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人公）拒绝他的朝臣让他下达的无理命令。如果朝臣们动动脑子，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时候劝说他下达指令，也许能行，历史就改变了。很多历史英雄都有克努特的怪癖，只在潮水涨到最高点时才下达指令。很多历史作家说要不是这位伟大的克努特，国家形势就会像失控的潮水，整个国家都会被潮水包围。也许这种比喻不很恰当。因为历史潮水的改变是因为英雄人物在适当时候阻碍了它的潮流。如果机会合适，英雄人物或许会创造光辉时代。
“我们谈了这么多的如果，即便这件事不发生，也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整个以后的历史就会发生改变。我们可以这样牵强地解释任何现象。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说预言者约拿造成了美洲的奴隶制。如果他不说教，尼尼微（注：亚述帝国的一座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摩苏尔城相接。曾为亚述帝国的首都，在当时影响极大且极其兴盛，尤其是在公元前七世纪西拿基立和阿叔巴尼帕统治时期）的人民就不会后悔。如果尼尼微的人民不后悔，它就不会被人攻破。有谁能说清结果会怎样呢？整个帝国的发展史改变了，美国也许到现在仍是森林一片，到现在仍然没有被开发。”
菲利莫尔先生在他的《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史》中说写现代史太难了，而我们又没有希罗多德（注：希腊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主要涉及波斯战争，是最早的叙述体史书），没有修昔底德，没有李维（注：罗马历史学家。他所著的罗马历史共有一百四十二卷组成，现存仅三十五卷），也没有塔西佗（注：古罗官员和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最伟大的著作《历史》和《编年史》记述了从奥古斯都之死（公元14年）到多米西安之死（96年）这期间的史实）。他说如果这些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现在还活着，如果他们看到这些，如果他们很熟悉印度，如果他们很熟悉美国，如果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更多。
在威泰克的《为苏格兰女王玛丽辩护》中，这位奇怪的作者参透了我这本书的精神实质。伊丽莎白女王临死时，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特意让她的儿子待在伦敦，还有两匹快马随时恭候，以便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死讯尽快通知给被关押的玛丽女王。有位历史学家写道：“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否则现在的情况将有多么大的不同啊！玛丽就从囚徒变成女王了，所有人都会为她在狱中的明智之举而鼓掌赞叹的。她可以在图特玻璃、在谢菲尔德、在凯特沃斯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反抗她那位独裁的表姐（注：这里指伊丽莎白女王）。人能轻易地改变历史，历史也能套上成功的光环，尽享繁荣富裕。
“如果玛丽女王能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米尔先生说，“英国的改革也许就失败了”。相信人类思想应该平稳发展的人们不愿意新思想传播得这么快，国家历史仅仅因为一个女人的或早或晚地死去而改变。如果玛丽女王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的话，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现在信仰的是罗马天主教、摩门教（注：一种宗教流派，信奉一夫多妻主义）还是康德思想。
军事作家对汉尼拔（注：迦太基将军，他在公元前218年至216年率大约三万五千人穿越阿尔卑斯山，并且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彻底击溃罗马军队。后来在公元前202年扎马战役中被击败）驻足不前到底有多少被迫的成分怀有疑问。这个疑问也许只有从庞培城（注：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古城，位于那不勒斯东南。建立于公元前六世纪或五世纪早期，直到公元前80年，它一直是古罗马的殖民地，因有许多著名的别墅、庙宇、剧院和浴池而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和度假胜地。公元79年，庞培在维苏威火山的一次喷发中被摧毁。1748年，它难以置信地得以完好保存的废墟被重新发现，而后被大量地挖掘）挖出更多的文字宝藏之后才能揭晓。在当时的那种场合和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汉尼拔在加纳之战后如果迅速向罗马挺进；如果纳瓦拉（注：欧洲西南部的王国，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上）的亨利在伊芙利战后能立刻进攻巴黎；如果斯图亚特王朝的查尔斯王能在攻占德比（注：英国中部的都市）后立刻向伦敦进攻，人类历史的进程也许就会改变。
如果没有宗教指引，历史和科学都将无比沉闷，毫无知性可言。从广义上来看，历史研究有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和沉闷，它就像预言家的苦涩记录一样，悲伤、痛苦、难过。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快乐的，因为历史记载多是悲剧和罪行。历史书上满是同样单调无聊的事件：包围了一个又一个城池，打了一场又一场的仗，缔结了一条又一条的条约。历史是尼尼微纪念碑故事的延续，无数的囚犯一队一队被放逐；历史是新版的福达（注：福达在棕榈树下被罢黜）故事。新版金属硬币上刻画了拱门的样子，流露出悲伤、痛苦、哀伤。如果发生那么一点点的改变，历史就会完全不同。历史不断地累积，历史车轮向前翻滚，我们才能走向一个新的高度，时间越长久，目的越明确。上帝引导人类走过复杂的命运。华莱士先生在达尔文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之前就详细阐述了相关理论。华莱士原来信仰是上帝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指引人类按照确定的方向，朝着确定的目标发展，正如人类指引动物和植物的发展一样”。一切对自然界适用的东西对历史同样适用。由帕斯卡尔提出、坦普尔主教阐述的教育世界的观点是正确的。世界是不断进步的整体，每一辈人都在前辈创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命像落入泥土的雨点，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世上未完成的意愿也将实现，人性破碎的大旗曾经无精打采地低垂，现在又在快乐的彼岸竖起。
世界大战也和历史上其他事件具有相似性。历史哲学家中的精英们发现历史是重复的。有一些军事历史事件和普鲁士入侵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像1793年至1794年和1814年入侵，1794入侵梅斯（注：法国东北部城市）和凡尔登（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梅斯以西的默兹河）。双方打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结果是法国更加一蹶不振。然而，刚打仗的时候，入侵者普鲁士人气焰高涨，锐不可当，可后来日渐萎靡，犹如一盘散沙，再也没有当初的锐气了。历史事件又惊人地复制了。1793年10月13日德国人攻打了维森博格防线，并占领了这个地方，法国将军不得不退守哈格那，失去了大片土地。德国人因此获得了军队和资源优势，法国人面临更糟糕的境地。而在战争的初级阶段，德军磨磨蹭蹭、犹犹豫豫、懒散怠惰，犯了很多愚昧的错误。有一次，盟军甚至离巴黎只有一百五十英里了。法国军队极为沮丧，巴黎一片黯然，巴黎共和党掌权派正准备逃跑。但德军却没有乘胜追击进攻巴黎，到手的结束战斗的伟大战机弄丢了。如果盟军进一步挺进的话，英国也许就不必还法国六亿的公债了。即便是拯救大众委员会虽然冷酷地干了无数刺杀事件，此时也变得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没有放弃对国家的希望。甚至是卑鄙的巴海贺也用激动人心的言语动员大家保卫祖国：“自由是每个公民向往的目标，有些人为它付出勤奋，有些人为它付出财富，有些人为它付出忠告，有些人为它付出武器，而所有人都要为它付出生命。共和国已经是被围困的城池，它的所有疆土都成了军营。”1793年德军在维森博格的作战方略和1870年在维森博格和沃斯的作战方略没什么区别。德军在1793年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传统的历史学家说：“盟军过于怠惰，法军只在大溃退中损失了一千人。如果盟军不是这种作战状态的话，法军可能会丢掉一个军的兵力。盟军的这次胜利打开了共和国的大门，但并没有使盟军获得最终胜利。”当1794年法国反击入侵的时候，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内心反复涤荡着那句格言：“快打！狠打！”现代人不会再纠缠过去的史实了。
当盟军旅途劳顿、萎靡不振的时候，法国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一百二十万人应征入伍，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训练整肃。一批杰出将才很快在法国军队涌现。有个年轻的负责军事工程的军官，击退了入侵的英军，夺回了土伦（注：法国东南一城市，濒临地中海，位于马赛东南以东），他后来成了一代帝国的缔造者。据说有十多个出身低微的士兵都身怀将才。他就是伟大的卡诺，他在危机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一方军队的领袖。“有了卡诺，”拿破仑说，“才打了胜仗。”1793年至1794年间还崛起了另一位帅才冯·摩尔托克，他也是被侵略的法国人。威廉·内皮尔曾说，冯·摩尔托克谴责士兵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贵族统治。“他认为由特权阶层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不可能打败由从底层人民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卡诺和乔米尼一样撰写了很多战争科学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和战争天才沃邦持反对意见。论文是关于围攻问题的。沃邦的观点是守方永远比攻方处于劣势。攻下要塞的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用短时计算。卡诺却认为只要城池坚固，守方与攻方相比势均力敌甚至更胜一筹。他对军事最大的贡献是将土质工事改为石质工事。卡诺无与伦比的数学才华助他成为军事天才。与之相比，盟军顽固不化地沿用陈旧的“位置理论”。法国人遏制了敌人入侵的潮水，开始反攻。由于法军坚固的工事阻止了盟军的进攻，盟军选择了围攻，但这却使法军有时间完成它巨大的军事工事。法军的军事工事举世闻名，凭借超级军事工事，它曾差点儿实现全球最大帝国的梦想。查尔斯大公爵说法国的军事优势来自于周围的一连串要塞，这样它就可以以敌军同样的威力抵挡敌军的入侵，同时为入侵他国提供坚实的基地。德军防御系统的最大弱点就是莱茵河西岸没有这样的防御工事。在后来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扭转。德军组织了有效的防御，穿越了由一连串要塞组成的法国帝国防线，并将要塞据为己有。
1814年入侵法国比1794年至1795年的规模要大得多，但二者有很多历史相似之处。法国因为远征俄罗斯而弹尽人亡，德累斯顿（注：德国中东部城市，位于莱比锡东南偏东河畔）是拿破仑的最后一场胜仗。莱比锡（注：德国中部偏东一城市，位于柏林的西南偏南）一役无情地摧毁了他常胜不败的神话。那时的德国摆脱了专制统治，百废待兴，复苏崛起；整个欧洲都联合起来对付法国。那时政治力量比现在反对法国帝国和王朝的政治力量还具有破坏力。拿破仑一世意气风发地将巴黎和它令人烦恼的阴郁抛在一边，又一次和士兵冲锋陷阵。盟军尽管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仍然不愿意和拿破仑正面交锋。甚至惠灵顿公爵都认为有一个拿破仑就顶由四万人组成的一个军的兵力。巴黎那时还没有席尔〔注：路易斯·阿道尔夫，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是拿破仑三世下台后建立的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871年至1873年）〕先生后来用来反围攻的要塞。当时只有关卡，拿破仑命令用木栅加固，用大炮防御。1814年1月25日，拿破仑到了沙龙，抵御入侵的潮水。他的将军希望有大批卫戍部队保护他，但他冷冷地拒绝了，并说他的计划是如此大胆、如此深刻，足以让士兵鼓起勇气奋力作战。他打的那场仗充满了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和智慧，但胜败已成定局，他不可能扭转败局。盟军大量训练有素的军队最终打败了他。盟军共有三个军的兵力攻打他，还有大量的后备役，总数达到一百万之多。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支撑，盟军是断然不会和拿破仑正面交锋的。尽管布鲁切一战拿破仑被击败，兵力损失不小，但他仍然相信他是天命神授，永远不会打败，甚至交给考兰古和谈全权委托书后又从他的手里抽了回来。他还想着就像当年在意大利平原上一样，在香槟平原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为了求得巴黎政治局势的稳定，他又撒了个弥天大谎，说有他在，巴黎固若金汤。他撒谎的本事是无人能及的。他在第二天早上的《先生》报上发表评论，把事实夸大了五倍。布鲁切赢了洛蒂艾尔一役的胜利，这个粗鲁的普鲁士人立刻急切地用战刀打开了香槟酒的瓶塞，和所有的人痛饮，并预祝“到巴黎再干”！拿破仑不得不向内地撤退，计划把兵力集中起来。他率领士兵急行军，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士气将一个军一个军的入侵者击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赢得了蒙特米瑞尔、南基斯和蒙特路的胜利。他后来高兴地说：“别害怕，朋友们，任何人造的子弹都杀不死我。”布鲁切发现有拿破仑在，想靠近巴黎很难。盟军甚至提出停战，准备接受考兰古以个人名义提出的和谈条件。但拿破仑具有将才却没有帅才，他没能看出他的胜利和皮洛士国王（注：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306年至302年以及公元前297年至272年，不顾自身全军覆没的损失，打败了罗马军队）的胜利是一样的。皮洛士曾感叹：“再打赢一场，我就不能完蛋！”他的胜利不能改变最终失败的命运。拿破仑率领的是一只毫无抵抗能力的欧洲部队，根本无法创造奇迹。他将武器、军旗和成千上万的战俘送往巴黎也是徒劳的，失败终将来临。
席尔和艾莉森的流行著作中以及为军校学生编写的书中都仔细研究过那场伟大战役。读着这些书，我一点一点地想起近期的战争。我从东北部和东部向法国盆地走，巴黎就在盆地的中心地带，马恩河（注：法国东北部一河流，流程约五百二十三公里，大致呈弧形向西北方向流，注入巴黎附近的塞纳河）和塞纳河（注：法国北部的一条河，流程约七百七十二公里，大致向西北注入塞纳湾，哈佛附近的英吉利海峡的入口）流经盆地，形成一个犄角，在巴黎交汇。在马恩河和塞纳河之间是奥布河（注：法国东北部一河流，流程约二百二十五公里，注入特鲁瓦西北偏北处的塞纳河）。就在这几条河之间，拿破仑实现了他作为战略家和军事家的天才。盟军认为从孚日山脉（注：法国东北部一个山脉，延伸约一百九十三公里，与莱茵河平行。山区有圆形或几乎平顶的山峰）到巴黎是战争最艰难的一段。拿破仑打赢了几场仗，好几次他都可以达成条件优厚的和平协议，但他被过高的希望迷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失败了，同时感受到巴黎动荡不安，波旁王朝（注：法国王室家族从路易一世开始）复辟势力又蠢蠢欲动。成功抛弃了他，本来可以撤退到拉昂就行，但现在却不得不撤退到巴黎附近。撤退时，他重新控制了兰斯（注：法国东南部一城市，位于巴黎东北偏东）。这是他最后一个城市，在这里他最后一次回顾战争。他现在感到将大批军队放到前线要塞是巨大的错误，他现在需要大批部队防卫帝国的心脏。没有任何战役比阿希思奥布战役更壮观了。两万法军在一天之内抵御了九万俄军和奥地利军。这也是拿破仑身先士卒打的最后一仗。他需要更多的士兵。他决定从奥布河沿梅斯方向向马恩河进发，期望能和梅斯、卢森堡、提永维尔、福丹以及斯特拉斯堡的卫戍部队会合。他还往回走到圣·迪采尔，停了下来。普佐·德·博顾说服亚历山大皇帝即便拿破仑有可能在背后用十万兵力袭击他，他也应该向巴黎挺进。亚历山大估计向巴黎进军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拿破仑向前线进发，不过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自己弄得像瓮中之鳖。
1814年3月，巴黎人谈话的焦点围绕如何保卫首都抵抗入侵。拿破仑犯了两大错误：一、巴黎没有防御工事；二、巴黎没有枪支弹药。席尔指出：“敌人从塞纳河右岸进攻定会从樊尚（注：法国中北部一城市，位于巴黎以东，它的十四世纪的城堡曾是皇家居住地，后来成为国家监狱）到帕西，经过对巴黎呈半包围之势的高地，从莎朗荡附近的马恩河和塞纳河交汇处到帕西和欧特伊（注：从前的一座位于塞纳河与布伦园林区之间的城镇，现在是巴黎的一部分），经过对巴黎呈包围之势的高地。罗曼维尔是高原，蒙马特尔（注：法国巴黎北部一座小山和一个区，位于右岸地区。）地区是丘陵，这些有利地形都是抵抗入侵的绝佳地形，虽然拿破仑这位爱国皇帝并没有配置攻不可破的要塞。”但我们必须要问：爱国皇帝拿什么来爱国？要塞凭什么坚不可摧？巴黎的一小股部队在蒙马特尔和贝勒维尔英勇战斗（注：席尔在他的《巴黎之战》中写到了这件事）。可当第一颗炸弹在巴黎爆炸，巴黎就投降了。当拿破仑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没什么比这在历史上更悲壮的了。他手里还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如果坚守巴黎，他会解救巴黎的。他会在巴黎重现，让巴黎成为入侵者的坟墓。为政治形势所逼，他的元帅又给他极大的压力，说军队已经无血可流了，他最终不得不同意：“退位也许是现在该做的了。”在签署退位诏告时他仍然说他能打赢盟军。他自我安慰说：“英格兰的确伤害了我，而我也将毒箭射中它的肋骨。我给后辈子孙增加了国家债务，祖国负担不断深重但国民还没被压垮。”正是拿破仑说用毒箭射中英格兰肋骨的那天晚上，他服毒自杀未遂，仰天长叹：“现在连想死都这么难，战死沙场多容易啊！我为什么没在阿希思奥布死了呢？”
我不知道读者们对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的私人看法如何。有些人和阿奇博尔德·艾莉森爵士的观点一样将他奉为伟大的英雄；有些人和麦考利勋爵的观点一样把他当成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恶棍，给法国抹黑，却给英国添彩，是总能制造事端的麻烦机器。“上帝不惜触怒人们褒奖他。”尽管马尔伯勒公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让上帝高兴的事，不过马尔伯勒公爵的一生确实受到的上帝的指引。马尔伯勒公爵早期的生活真够幸运的，好像受“历史上上帝之手”庇佑，才有这样的好运气。
大约1670年法国的独裁势力压迫了基督精神。路易十六是法国自私、残暴、固执的绝对独裁者，一个酒色之徒。邻国畏惧他的侵犯，在公属地区被他的威严吓得胆战心惊。只有一个国家——英格兰——公然与法国对抗，英国要么是孤军对抗法国，要么是领导欧洲盟军和法国打仗。在早期历史上英格兰曾多次在战争中将法国的骑士精神踩在脚下。就在十二年前，英格兰还在护国者狮心王理查一世的领导下重获了古老的威严。但英格兰那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性格脆弱、罪孽深重。他觉得身为法国国王的兄弟性格也这样。他和路易斯一起共同阴谋反对世界民权和宗教自由。1670年二人在多佛（注：英国东南部的港口）达成了一项臭名昭著的秘密条约，查尔斯拱手将英格兰卖给了法国。就为了法国的钱，他成了法国国王的弄臣。还不止这些，法国国王投入到镇压他憎恨已久的荷兰清教的战斗中。还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就是荷兰的主要赞助国，帮助荷兰建立和培养自由和宗教。而查尔斯却要和法国国王一道镇压荷兰的自由和宗教。他和法国缔结条约派兵帮助镇压荷兰。
伦敦宫廷出现了一位富有的士兵叫邱吉尔。他的母系血统高贵，祖上是著名的船长德雷克。他才华横溢，英勇无比，人格魅力超凡。他以前曾在臭名远扬的柯克上校手下干过，把守过非洲要塞丹吉尔（注：摩洛哥北部港口）。英国国王和布拉甘扎王室（注：自1822年至1889年间控制巴西的一个葡萄牙统治者王朝）的凯瑟琳联姻，丹吉尔作为陪嫁成为英国的一部分。邱吉尔后来回到伦敦，大受宫廷欢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髦得合时”。他俘获了所有宫廷美人的芳心，国王最喜欢的情妇卡斯尔曼伯爵夫人爱上了他，给了他一笔钱。查尔斯国王嫉妒他相貌英俊，而他个性随意懒散也极易遭人嫉妒。国王给了他一个连的骑兵让他帮着法国打荷兰，借此把他从宫里赶走。
邱吉尔在法国很受欢迎，人们都叫他“漂亮的英国人”。战争对荷兰来说太残酷了，这些勤劳勇敢的人们最后彻底绝望了。邱吉尔的表现极为出色，可以说简直是太出色了，路易十四国王当着全军的面褒奖了他，并保证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他升官。当时法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帝国，并保持第一帝国的位置很长时间。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联盟，英国出兵帮助法国也说明了这点。然而这些情况后来却对法国产生了可怕的影响。英国军队由于岛国的偏狭僵化，并没有打大仗的经验，但却整个沿用了欧洲大陆军训体系。邱吉尔获得了世界上最好的军事教育。他向著名工程师沃邦学习了工事建筑知识，向著名的将领龚叠、杜海学习战争科学、包围技术、战略战术。后来在很多值得人们记忆的战争中他用所学反过来对付他的老师们。
神祇也许会说为了一己之私，一无是处的国王派英格兰最英勇的天才到世界上最好的军事学校学习可怕的战争技术不是很好吗？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法国人雇佣了英国兵，训练他们最终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不也很棒吗？马尔伯勒从法国将军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又将法军带进失败和耻辱不也挺有意思吗？法国的路易国王亲自想要提拔并许以高位的那个军官——马尔伯——后来成了他的死敌，并用法国的耻辱和失望换得了自己的顶戴花翎不也很有讽刺意味吗？
让时间倒退二十年，我们目睹马尔伯勒最著名的胜利和他多次临危逃生吧，看看那位精神抖擞的上尉是如何晋升为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的。在很多场合、很多战役中，他显示了巨大的军事天才。在英格兰内战和低地国家（注：欧洲西北部的地区，包括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战斗中，他无不才华毕现。欧洲国家组成了大同盟军打击了路易皇帝的嚣张气焰，马尔伯勒公爵出任大同盟军的总司令。战争第一枪打响后，接着一年内打了一些胜仗，像布伦海姆（注：德国巴伐利亚西部的村庄）、拉米利、伍登纳德、马尔普拉开之役等。尽管这些战争并不显著出名，但马尔伯勒公爵个人却是战功卓著。他占领了一些重要地区，尤其是占领了利雷。战役结束后，双方的一切仇视都因冬天来临而暂时放到一边，士兵们也进入冬季营地暂时休整。
马尔伯勒公爵从弗兰德斯出发去海格，他的连队里还有一些荷兰特派员。他决定一半沿默兹河（注：西欧的一条河流，长九百零一公里，源自法国东北部，流经比利时南部，在荷兰东南部注入北海）走水路，一半上岸走陆路。默兹河是莱茵河的一条支流，保有母亲河的美丽。尽管陆地和河流都披上了冬天的盛装，但船只仍可以在河中航行，两岸的美丽景色至今使游客流连忘返。周遭的一切平静安逸，根本不像一场欧洲大战正在上演。具有多重性格的马尔伯勒公爵一定很喜欢这平静祥和的景色。也许他期望着他的天才和野心能有广阔天地可以尽情施展，他为打了胜仗而欢欣不已，期待着、计划着将来的胜利。
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那他的想法一定会被粗暴地打断。一群掠夺成性、喜欢冒险的法国人正胆大妄为地入侵默兹河。他们看到了马尔伯勒公爵乘坐的那条船，单从大小和装备来看绝不是一般的船。法国人看准并利用了机会，攻打那条船，船上的乘客和船员寡不敌众，全体投降，船被俘获，所有人都成了囚犯。
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盟军的大元帅——竟成了法国人的阶下囚，这无疑是奇耻大辱。伟大的军事首领不是在战场上光荣战败被俘的，而被一群小毛贼给抓住的，这可真够丢脸的。他可不能再在战场上兴风作浪了。当其他人都在冲锋陷阵，他也许会被关在坚固的堡垒里像个可鄙的囚犯一样度过余生。
法国人用一种凌厉的商人气势处理战利品，洗劫了整条船值钱的东西。让他们满意的是，战利品特别丰厚，有昂贵的盘子、毛茸茸的皮草和家具罩、一大堆钱和漂亮的衣服。搜完以后，他们才去检查俘虏。里面肯定有当官的，值得一抓。他们要是知道的话，有个俘虏值得上一船的金子，甚至是十船的金子。哎呀，如果法国国王有预知能力的话，如果那群抢东西的小分队队长能把马尔伯勒公爵抓回来的话，国王一定会让队长坐帝国的第三把交椅的。如果事情是这么发展的话，战争的命运和欧洲的历史一定会改写的。
法国人长得膀大腰圆、虎背熊腰，但脑子不够灵光，不过也能看出来周围的囚犯好像都特别关注马尔伯勒公爵，尽管他的真实军衔未被揭露。马尔伯勒公爵英勇无比，但面临这样的危险和恐惧也会不寒而栗。就在危急时刻，有个仆人悄悄地走到他身后，往他手里丢了一张字条。
他脑子反应很快，没有暴露这件事，找了个机会匆匆地扫了一眼纸条。
是一张很多年以前他自己的老护照，那时他只是邱吉尔将军。
轮到该检查他了。他出示了护照，上面没有马尔伯勒公爵的字样。否则，法国人会欢呼雀跃立刻把他抓起来。但他们太无知了。尽管马尔伯勒公爵的名字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从前的名字——邱吉尔。对于他们来说，护照仅仅是证实令人尊敬的身份的证件而已。
俘虏可怎么办呢？法国人讨论了一会儿。也许他们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阴暗的想法把俘虏都杀掉。古代战争都是这么干的。感谢基督精神在最残酷的战争中减轻了战争的残酷性。把俘虏带到法国去？路上会很难办。把俘虏和战利品都带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会惊醒附近的人，那么两样不能都拿走。不管怎么说，战利品已经够丰厚的了。最后他们决定不伤害俘虏，让他们继续走自己的路。
看着法国人渐渐远去的背影，马尔伯勒公爵长舒了一口气。他及时到达了海格。人们热烈地欢迎了他。当人们知道他死里逃生、意外脱险更加欢腾了。他后来又赢得了很多胜利，这些胜利使他成为英格兰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前获得的胜利已经微不足道了。他的名字让敌人闻风丧胆，连法国保姆哄孩子睡觉都骗孩子再不睡马尔伯勒就来了。拿破仑说他是现代史上第一位将军，当他开始攻打俄罗斯时，他仰天长啸：“马尔伯勒公爵上战场了！”一位著名的上尉回忆道。
席勒毫不犹豫地指出，只要上帝出手干预，人生就会出现转折点。在人生的危机时刻尤其如此，使人的情感和感情发生根本转变。但寒光烁烁的道德评判利剑不但指向个人，而且指向所有国家和时代，使他们不会犯错，摆脱对宗教的不信仰，将他们重新引领回真理。最后，它还可能指向整个世界和所有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