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与道德》：看透与宽容
谢谢你认真地阅读了我的小说，并不辞劳累地写下这些字来。文字是理性的产物。你运用文字，实际上就已经把感觉筛滤了，分解了。这样你训练了自己的理性，却损耗了自己的不少感觉。因此我不得不费力来译解你这些字，揣度你内心中那些情绪化了的意思。
揣度别人是很困难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甚至揣度自己也未见得容易多少。《女女女》写过这么久了，尽管我现在能尽力回忆当时写作的心境，但时过境迁，当时心境是绝对不可能再完整重现了。因此作者的回顾，事后的创作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创作情状复合，是并非不值得怀疑的。人不能把脚两次伸进同一的流水里。任何心理活动，任何创作，也许都具有“一次性”。
还是来谈点别的吧。你提到的禅宗、东方神秘主义等等。我知道，在现在一些文学圈子里，谈佛谈道颇为时髦。我并不认为研究宗教——这一份灿烂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作者来说是不必要甚至是很危险的，也不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将很快消亡。只要人类还未能最终驾驭自然和人类自己，还不能铲除杜绝人类一切刺心的人生矛盾，人类的灵魂深处就还会隐着某种不宁和茫然，就还会有生成宗教的基础。即便是一种精神鸦片的麻醉作用，对于某些缺乏勇气和力量来承受痛苦的人，要麻醉就让他们麻醉吧。这样做不是很人道吗？不就是医生们常干的事吗？但我对宗教又不无怀疑。我不喜欢它们那些压迫生命欲望的苛刻教规，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繁琐教条，不喜欢那些关于天国和来世的廉价许诺，不喜欢那种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天报偿这种可怜私欲而尽力“做”出来的种种伪善。康德说：道德是一种自我律令。任何迫于外界权威压力而不是出自内心的道德行为，都只是伪善。我到过一些寺院，见过一些和尚和居士，我发现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后面，常常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也许像很多从事政治的人并不爱好政治，很多从事文学的人并不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是爱好宗教。他们没有爱，只有欲。他们的事业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取衣食的手段而已。香港一位大法师在他的著作里也说过，只有极少数的教徒才是真正有宗教感的。这想必是实情。
比较起来，禅宗的中国味道和现世主义色彩，使它显得可亲近一些。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惊羡。法无法，念无念——你不觉得这里面闪耀着辩证思想的深刻内核和基质吗？但作为教派，禅宗也有“南能北秀”一类为争正统而互相攻讦的历史，显得并不那么超脱和虚净；也有妄自尊大故弄玄虚繁文缛节大打出手，使那种清风明月似的禅境同样叠映上诸多污迹。
也许，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精神和心智，一种透明，一种韵律，一种公因数，它的任何外化和物化，它对任何教派的附着，都只能使它被侵蚀被异变。于是我不愿意接受任何现实的宗教活动。
但我能理解很多作者对宗教的兴趣。在我看来，这种兴趣表现了他们创造现代新人格新智慧的急迫追求。他们处于改革的动荡之中，处于中西文化撞击的隘口，身后是残破的长城和一片暖土，前面是大洋那边的陌生的摩天大楼和滚石乐中的吸毒——到底选择什么？这当然是似乎很学究气的问题。在西方，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理想主义的否定到现实主义的肯定，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温文尔雅舒服安闲，很多青年人终于接受现实而变得安宁起来了。他们就这样活下去。但问题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吗？没有。西方叫嚣似的滚石乐，使我们听到了他们某种需要充实和慰藉的心灵躁动。而更重要的问题当然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当上嬉皮士或雅皮士，就够了么？
历史赐予厚爱，让中国人付出数倍于其他民族的代价来重建人生。很多朋友已经学会了“看透”。在他们犀利的调侃、反讽、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态的说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神圣显赫的观念都狼狈不堪。这些人总是带着有毒的眼光东张西望，既挑剔豪贵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哲学也挑剔武侠小说，既挑剔对他们的褒奖也挑剔对他们的指责，似乎什么也满意，什么也无所谓不满意。这些文化的弃儿，强有力地反抗和消解文化，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包括集权主义也包括自由主义。如果撇开他们中间一些自大狂和自私狂不说，他们显然折射了民族灵魂的某种觉醒。他们的“看透”，将成为在中国复活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障碍。这种障碍不一定来自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不具有；不一定来自强大的组织体制力量——他们往往吊儿郎当游离组织之外。这种障碍是来自他们制造了一种流行的人生意识，来自他们对社会传统习尚、情绪、思维方式等等的一种破坏式检验。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他们客观上并没有出世和消极，而且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了社会，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但从主观上来说，他们中间某些人确是经常宣布要出世或玩世的，经常预告要消极的，有的甚至以自大自私为荣，以承担责任为耻。这些人享受朋友的帮助但转脸就嘲笑友情，一边挥霍建设的成果却一边鄙弃建设，他们肆无忌惮地刻薄一切人之后又经常抱怨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他们骂倒一切传统的作品之后又经常为捍卫自己的作品与更激进的作者争个面红耳赤。对这些家伙，我们唯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拨开他们那些油嘴滑舌或慷慨激昂，也来“看透”一下他们，看一下他们那种矫饰或坦露的狭小胸怀、浅薄思维以及小霸主、小法西斯分子的人格素质。西德作家伯尔说：将要进入自由的人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学会如何运用自由，否则自由会把他们毁灭的。伯尔这句话似乎是对中国现实的预见。我们某些同胞至今还未体会到，自由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对自己的解放，也是对他人的解放。那种不负任何责任的自由，不是现代公民的自由，而只是封建帝王的自由——即使这个帝王穿上了牛仔裤在大街上哼着小调，但他屁股上的传统烙印仍让人恶心。
没有把看透也看透，实际上没透。正如有些朋友什么也不在乎，实际上很在乎他们的不在乎；什么也虚无，却把这种虚无拿去说去写去唱去呻吟去叫嚣，弄得百般的实有。用禅宗的语言来说，这些人只知“无”而不知“无无”，仍是执迷。
看透与宽容，应是现代人格意识的重要两翼。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他心智的高远与处世的随和结合得十分自然。又使我想起了鲁迅，他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有傲骨而无傲气，常常知其不可而为之，只缘了“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只缘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种真正的东方式的看透与宽容，东方式的大彻大悟大慈大悲，亦是你说的那种齐生死、等凡圣、平愚智、一有无的人生境界。
也许你会说，看透不就是“看破红尘”吗？宽容不就是“普度众生”吗？那么你是对宗教表示认同？我觉得，如果今人的人生意识中出现了与传统宗教的相通相接之处，这是并不奇怪的。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也可辨出康德、黑格尔等前人甚至古希腊哲学的基因。但我更愿意把这种心态意向称之为审美化的人生信仰。它将避免宗教那种非科学甚至反科学、非社会甚至反社会的缺陷，却能继承和发展前人对人生奥秘的探索，顺应着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转换，如星光把人们导出漫漫的精神长夜，导向和谐、幸福和坚强。它不会许诺终极的目标，只是昭示奋进过程本身的意义。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创见。很多前辈都说过，以后很可能用美育来代替宗教。细想是有道理的。
写上这么多，其实我多次下决心戒写这类胡言乱语。说这些，实是愚蠢之极。
1986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86年《新创作》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揣度别人是很困难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甚至揣度自己也未见得容易多少。《女女女》写过这么久了，尽管我现在能尽力回忆当时写作的心境，但时过境迁，当时心境是绝对不可能再完整重现了。因此作者的回顾，事后的创作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创作情状复合，是并非不值得怀疑的。人不能把脚两次伸进同一的流水里。任何心理活动，任何创作，也许都具有“一次性”。
还是来谈点别的吧。你提到的禅宗、东方神秘主义等等。我知道，在现在一些文学圈子里，谈佛谈道颇为时髦。我并不认为研究宗教——这一份灿烂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作者来说是不必要甚至是很危险的，也不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将很快消亡。只要人类还未能最终驾驭自然和人类自己，还不能铲除杜绝人类一切刺心的人生矛盾，人类的灵魂深处就还会隐着某种不宁和茫然，就还会有生成宗教的基础。即便是一种精神鸦片的麻醉作用，对于某些缺乏勇气和力量来承受痛苦的人，要麻醉就让他们麻醉吧。这样做不是很人道吗？不就是医生们常干的事吗？但我对宗教又不无怀疑。我不喜欢它们那些压迫生命欲望的苛刻教规，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繁琐教条，不喜欢那些关于天国和来世的廉价许诺，不喜欢那种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天报偿这种可怜私欲而尽力“做”出来的种种伪善。康德说：道德是一种自我律令。任何迫于外界权威压力而不是出自内心的道德行为，都只是伪善。我到过一些寺院，见过一些和尚和居士，我发现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后面，常常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也许像很多从事政治的人并不爱好政治，很多从事文学的人并不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是爱好宗教。他们没有爱，只有欲。他们的事业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取衣食的手段而已。香港一位大法师在他的著作里也说过，只有极少数的教徒才是真正有宗教感的。这想必是实情。
比较起来，禅宗的中国味道和现世主义色彩，使它显得可亲近一些。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惊羡。法无法，念无念——你不觉得这里面闪耀着辩证思想的深刻内核和基质吗？但作为教派，禅宗也有“南能北秀”一类为争正统而互相攻讦的历史，显得并不那么超脱和虚净；也有妄自尊大故弄玄虚繁文缛节大打出手，使那种清风明月似的禅境同样叠映上诸多污迹。
也许，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精神和心智，一种透明，一种韵律，一种公因数，它的任何外化和物化，它对任何教派的附着，都只能使它被侵蚀被异变。于是我不愿意接受任何现实的宗教活动。
但我能理解很多作者对宗教的兴趣。在我看来，这种兴趣表现了他们创造现代新人格新智慧的急迫追求。他们处于改革的动荡之中，处于中西文化撞击的隘口，身后是残破的长城和一片暖土，前面是大洋那边的陌生的摩天大楼和滚石乐中的吸毒——到底选择什么？这当然是似乎很学究气的问题。在西方，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理想主义的否定到现实主义的肯定，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温文尔雅舒服安闲，很多青年人终于接受现实而变得安宁起来了。他们就这样活下去。但问题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吗？没有。西方叫嚣似的滚石乐，使我们听到了他们某种需要充实和慰藉的心灵躁动。而更重要的问题当然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当上嬉皮士或雅皮士，就够了么？
历史赐予厚爱，让中国人付出数倍于其他民族的代价来重建人生。很多朋友已经学会了“看透”。在他们犀利的调侃、反讽、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态的说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神圣显赫的观念都狼狈不堪。这些人总是带着有毒的眼光东张西望，既挑剔豪贵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哲学也挑剔武侠小说，既挑剔对他们的褒奖也挑剔对他们的指责，似乎什么也满意，什么也无所谓不满意。这些文化的弃儿，强有力地反抗和消解文化，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包括集权主义也包括自由主义。如果撇开他们中间一些自大狂和自私狂不说，他们显然折射了民族灵魂的某种觉醒。他们的“看透”，将成为在中国复活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障碍。这种障碍不一定来自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不具有；不一定来自强大的组织体制力量——他们往往吊儿郎当游离组织之外。这种障碍是来自他们制造了一种流行的人生意识，来自他们对社会传统习尚、情绪、思维方式等等的一种破坏式检验。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他们客观上并没有出世和消极，而且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了社会，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但从主观上来说，他们中间某些人确是经常宣布要出世或玩世的，经常预告要消极的，有的甚至以自大自私为荣，以承担责任为耻。这些人享受朋友的帮助但转脸就嘲笑友情，一边挥霍建设的成果却一边鄙弃建设，他们肆无忌惮地刻薄一切人之后又经常抱怨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他们骂倒一切传统的作品之后又经常为捍卫自己的作品与更激进的作者争个面红耳赤。对这些家伙，我们唯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拨开他们那些油嘴滑舌或慷慨激昂，也来“看透”一下他们，看一下他们那种矫饰或坦露的狭小胸怀、浅薄思维以及小霸主、小法西斯分子的人格素质。西德作家伯尔说：将要进入自由的人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学会如何运用自由，否则自由会把他们毁灭的。伯尔这句话似乎是对中国现实的预见。我们某些同胞至今还未体会到，自由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对自己的解放，也是对他人的解放。那种不负任何责任的自由，不是现代公民的自由，而只是封建帝王的自由——即使这个帝王穿上了牛仔裤在大街上哼着小调，但他屁股上的传统烙印仍让人恶心。
没有把看透也看透，实际上没透。正如有些朋友什么也不在乎，实际上很在乎他们的不在乎；什么也虚无，却把这种虚无拿去说去写去唱去呻吟去叫嚣，弄得百般的实有。用禅宗的语言来说，这些人只知“无”而不知“无无”，仍是执迷。
看透与宽容，应是现代人格意识的重要两翼。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他心智的高远与处世的随和结合得十分自然。又使我想起了鲁迅，他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有傲骨而无傲气，常常知其不可而为之，只缘了“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只缘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种真正的东方式的看透与宽容，东方式的大彻大悟大慈大悲，亦是你说的那种齐生死、等凡圣、平愚智、一有无的人生境界。
也许你会说，看透不就是“看破红尘”吗？宽容不就是“普度众生”吗？那么你是对宗教表示认同？我觉得，如果今人的人生意识中出现了与传统宗教的相通相接之处，这是并不奇怪的。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也可辨出康德、黑格尔等前人甚至古希腊哲学的基因。但我更愿意把这种心态意向称之为审美化的人生信仰。它将避免宗教那种非科学甚至反科学、非社会甚至反社会的缺陷，却能继承和发展前人对人生奥秘的探索，顺应着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转换，如星光把人们导出漫漫的精神长夜，导向和谐、幸福和坚强。它不会许诺终极的目标，只是昭示奋进过程本身的意义。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创见。很多前辈都说过，以后很可能用美育来代替宗教。细想是有道理的。
写上这么多，其实我多次下决心戒写这类胡言乱语。说这些，实是愚蠢之极。
1986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86年《新创作》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海念》。